专访陈凯先院士：中国制药要努力迈向“原始创新”

 文｜《财经》记者 孙爱民

2020年，是“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下称“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收官之年。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安排，国家实施了一批重大科技专项。《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于2008年启动，由国家卫健委牵头组织实施，实施期限为2008到2020年。

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7月，专项累计139个品种获得新药证书。其中1类新药44个，数量是重大专项实施前20年的8倍；中国新药研发和产业开始走向国际，截至2018年底，累计超过280个通用名药物通过欧美注册。29个专项支持品种在欧美发达国家获批上市，23个制剂品种以及4个疫苗产品通过了WHO预认证，100多个创新药物正在开展欧美临床实验。

 “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药物创新体系，增强医药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是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目标之一。专项实施12年后，中国医药企业的整体研发能力如何，在国际制药行业中处于什么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还有哪些差距？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都缺乏抗病毒特效药，这对于中国制药行业有哪些警醒与提示？

近日，《财经》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陈凯先。陈凯先是中国药物分子设计前沿领域的重要开创者之一，长期致力新药发现和药物研究开发，曾担任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上海巿科协主席等职。

专访前的10月17日，陈凯先在“第四届中国创新药论坛”上作大会报告时表示，中国新药创制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企业创新能力增强，逐渐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承担国家重大专项的比重，从28.1%提高至53.6%；新兴生物医药公司，成为创新药开发的新生力量，拥有2018年获批药物中近2/3的药物专利，占据70%在研药物研发管线。

《财经》：中国医药创新目前整体处于哪个阶段？

陈凯先：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药物研究和医药工业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基本上处于“跟踪仿制”的阶段；从90年代至今，总体上处于“模仿创新”（Me-too ,Me-better，Fast follow）为主的阶段。

所谓“模仿式创新”，是指别人发现了药物作用的机制、靶点，并且已经在开展药物的研发，或者已经开发成功，我们也针对这个靶点研发一个新药，所研发的药物疗效不差，甚至还比国外的原创药还要好一点。我国从2008年以来获批的50多个一类新药，大多是属于这一类。这些新药，化学结构是新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不侵犯别人的专利，够得上一类新药的标准，比如我国研发的抗肿瘤靶向药、PD-1/PD-L1抗体等。但它们所针对的靶点並不是我们发现的。

展望未来，我们今后要努力迈向“原始创新”的阶段，加强“First-in-class”创新药的研发。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以后就不需要重视“模仿式创新”的药物研发了，国际上肯定会不断有新的前沿出现，有新的靶点、新的机制发现出来，我们肯定也会跟上去，继续开展 Me-too，Me-better类新药的研发。

我们要强调的，是要把过去欠缺的原始创新薄弱环节加强起来，努力率先发现药物作用新靶点、新机制，这是下一个阶段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任务。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差距，能够有一定数量的原始创新成果涌现出来。这个目标，从现在开始到2035年，花15年的时间，应该是能做到的。

刚刚闭幕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从中国科技发展的实际态势看，15年内实现医药创新领域原始创新成果涌现，应该是可能的。

《财经》：基础研究对于医药产业的原始创新至关重要，你提到过“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主要定位于药物创新的中下游，这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专项会更加关注药物的基础研究？

陈凯先：我相信会的。已经实施的重大新药创制专项，重点放在新药研发的中下游，强调的是要创制出新药，以满足临床的需求、支撑医药产业的发展。这方面，已经有显著的进展，上了一个大台阶。

在新的时期，要取得更大的发展，加强基础研究非常有必要。这並非是说重大专项实施以来我们的布局有疏忽，并非是没有认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而是因为饭要一口一口吃，登高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第一步，先把模仿创新加强，到一定阶段后，自然会更多关注基础研究。不同阶段的重点有所不同。

迄今为止，我们的布局，大部分是在别人发现的新靶点、新机制基础上，我们建立筛选模型来筛选药物，然后进行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今后，我们会把相当一部分力量和研究布局，以及国家的支持，放在更加上游，也就是发现新作用机制、新药物靶点的环节。

这也就是说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国家药物创新体系的建设。在欧美发达国家，大学、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大多属于更加早期的工作，他们不一定直接做药，而是更关注药物作用的理论基础研究，新策略、新方法、新技术的探求，为企业进一步开发新药提供了重要的导向。

创新药的研发，越到后期，需要的费用更多；相比之下，前期基础研究、药物发现所需要的费用相对少一些。因此，倡导和加强以高校、研究机构为主的基础性的原始创新研究，并不等于说重大专项的大部分经费要用于基础研究，企业仍将是国家重大专项技术创新的主体。

《财经》：你提到过，国内新药研发，“部分平台尚未充分发挥技术服务和开放共享作用”，具体是指什么？

陈凯先：中国建设了十多个综合性的新药创制大平台，将药物筛选、化学合成、临床安全性评价、药物代谢研究等几个环节都衔接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技术链。如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国家建这样的大平台，是希望发挥平台的共享作用，让药企等其他单位也能利用这些平台开展新药研发。

从目前情况看，这些平台体系已经发挥出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不足，主要是有些平台在发挥对外服务、开放共享的功能上还有欠缺，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技术支撑作用有待进一步增强。

另外，技术平台体系建设中也还有一些短板，比如开展临床研究的能力。

我国人口基数大，患者绝对人数多，疾病种类也多，这是中国开展临床研究的一个突出优势。但目前这种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比如，我们有很多医院，但这些医院主要任务都是看病，具备开展临床研究能力的研究型医院还很缺乏。如果要为新药研发开展高水平、规范化的临床研究，从人员、体制、管理等多方面都还存在欠缺。

这也导致我们临床研究的规模和水平都感到不足：一些临床研究机构还难以为创新药的研发制定高水平的临床方案，对候选药进行精准的、权威性的评价；不少创新药临床研究排不上队，医院的答复常常是“忙不过来”。这些都需要想办法改进。

《财经》：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中国新药研发有哪些警示与提醒？

陈凯先：首先应该肯定：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药物研发方面是做得不错的，总体上处于国际的前列。疫情突如其来，我们在药物研究方面行动很快，在“老药新用”研究、中医中药研究、中和抗体研究和抗新冠疫情的新药研究方面迅速开展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种新的病原体、新的疾病出现，尤其是突发传染病暴发，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马上拿出一款新药，“老药新用”是最快的办法。我们的几款中药，在缓解病情、降低重症率、死亡率方面，起到很好的作用；治疗型的中和抗体的研发也有不错的进展。

在新药研发方面，中国科技界行动也很快。中国的科研团队，在疫情出现后不久就测定了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这为快速开展新药、疫苗的研发奠定了基础；我们也很快测定了新冠病毒一些关键蛋白的三维结构，并发表在国际顶尖的刊物上，提供给各国科学家；我国开展抗新冠肺炎新药的研究论文，6月份在《Science》上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並且迅速完成了临床前研究，现在其临床试验的申请已经获得了美国FDA的“有条件批准”。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面对疫情的紧急需求，我们的药物研发也暴露出一些不足和短板，尤其是在基础研究的储备、技术的储备方面，这是需要我们反思、改进与加强的。比如，我们在国家药物研究、生物学研究的大计划中，对于应对突发性传染病的药物、疫苗研究虽然有一定的支持，但是力度还不足，重视程度还不夠。还没有像重视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那样，重视重大突发传染病的防治药物研究；在病毒学、病原学等基础研究方面，组织的队伍规模比较小，给予的支持也显得不足。

在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明显不够。我们高等级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太少，现有的P3、P4实验室，主要集中在疾控系统，而专用于药物研究的还没有，致使抗病毒药物的研究难以开展。比如在这次疫情早期，上海科研团队有一批药物要进行筛选评价，不得不送到武汉；而武汉的生物实验室太忙，很难排得上。这对于药物研究的国际竞争是不利的。

此外，抗病毒药物的动物模型研究也需要加强。

总之，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平战结合”的科技攻关长效机制，加强抗击突发重大传染病的科技支撑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