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500多亿美元，全打了水漂！癌症临床试验的这条崎岖小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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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600亿美元，这是每年癌症临床试验失败所耗费的资金。

普通人很难理解这个数字的概念，我们只会感叹：好多啊！却并不能切实的理解它。

我们可以简单地做个对比：

2022年，制药巨头辉瑞投入了114.3亿美元的研发费用；同样庞大的药企强生投入了143亿美元。就算只用最保守的估计费用——500亿美元来对比，每年癌症临床试验失败的花销大约等于4.5个辉瑞，3.5个强生。

这个数字不仅仅意味着每年失败的癌症临床试验很多，也进一步说明了肿瘤领域的火热，所以每年进行的癌症临床试验规模巨大。

这也并不难理解。事实上，癌症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个重要死亡原因，其发病率与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是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大威胁。

2020年，将近1000万例患者死于癌症，几乎占世界全部死亡人数的六分之一。此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每年有40万儿童罹患癌症。

归根究底，癌症的发病率与死亡率这样居高不下的的原因，还是癌症的治疗难度太大。不同于其他疾病，癌症由于其发病的位置、性质等因素的区别，治疗所需药物的靶点、机制也不尽相同。虽然治疗癌症的靶点众多，但是真正能用的、好用的却如凤毛麟角。

好靶点的比例较少，各个制药公司和投资公司都趋之若鹜，与此同时，新靶点的的研究也非常火热。

高昂的代价

2023年7月28日，JAMA Network发布了一篇文章，作者Valerie Jentzsch统计了从2000年1月到2023年7月进行的16种IGF-1R抑制剂的临床试验情况，这16种IGF-1R抑制剂由16家公司分别推进。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受体(IGF-1R)属于酪氨酸激酶受体家族。其高亲和力配体IGF-1，是一种在分子结构上与多肽类激素胰岛素类似的激素，在生长发育和成人的合成代谢中有重要作用，可引起骨骼肌或其他组织的过度增殖。

已发表的IGF-1R 抑制剂的临床前体内数据的调查，详细介绍了所使用的IGF-1R抑制剂、异种移植肿瘤类型、对测定方法的简要观察和结果，同时，用9种IGF-1R抑制剂作为单一药物，针对各种肿瘤异种移植的肿瘤生长抑制百分比的估计值，在注释的62个细胞系结果中，有31个细胞系结果的肿瘤生长抑制率低于50%。

基于这个数据，从2003年起，制药行业开始了对IGF-1R 抑制剂的研发的竞争，16种IGF-1R 抑制剂进入了针对多种癌症和多种药物组合的183项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结果显示，IGF-1R 抑制剂单独用药时，其毒性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而它的联合用药的毒性会更大。例如，Amgen开发的Ganitumab联合激素治疗受体阳性乳腺癌的试验中，与安慰剂组相比，Ganitumab组有25%的受试者出现了不良反应，其中最常见的是3级及以上不良反应事件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直到现在，这些IGF-1R 抑制剂都未被批准上市用以治疗癌症，不论是作为单药还是联合用药。

据Valerie Jentzsch的统计，16种IGF-1R抑制剂在12000多名受试者中进行了临床试验，研发费用总计大约在16亿~23亿美元之间。仅这一种药物的研发失败成本就已经这样高昂，看来每一年临床试验失败耗费的500亿～600亿也不是空穴来风。

由于部分被数据的缺失，Valerie Jentzsch使用平均数代替具体数据，估算得到183项IGF-1R抑制剂临床试验的大概费用。图1显示了有具体数据的129项临床试验的研发费用。

图1：行业发起的试验估算的 129 项临床试验的研发费用

图2 显示了从 2000 年至 2015 年启动的临床试验数量，按1～3期划分。第一个使用单一 IGF-1R 抑制剂 figitumumab 的临床 1 期试验于 2003 年开始，3 期试验于2008 年开始。从 2003 年到 2012 年，每年启动的临床试验数量有增有减，然后从 2013 年起大幅下跌。

图2

图3显示了每年使用 IGF-1R 抑制剂与其他抗癌药物组合的临床试验数量（按试验阶段细分）。

图3

因为IGF-1R 抑制剂临床试验的全军覆没，有不少人提出了质疑，但是他们并没有质疑临床前数据预测的IGF-1R 抑制剂的研究价值，而是认为这些研究本身出了问题。

如今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IGF-1R 抑制剂的机制有问题，所以IGF-1R 抑制剂的研究大概率不会停下，会有更多的临床试验开启，也必然会有更多的失败和更大的花销。目前普乐康医药的IGF-1R 甲状腺眼药获得了国内的临床试验许可；信达生物的IGF-1R 甲状腺眼药进入三期临床试验。

众所周知，新药研发的失败率很高，一个全新领域的探索是不可能没有失败的，而我们想要讨论的，是如此高昂的失败代价是否是有价值。

每年500多亿美元，全打了水漂！癌症临床试验的这条崎岖小径……

沉舟侧畔

2020年1月，FDA批准了其中的一种IGF-1R 抑制剂（Tepezza、teprotumumab；罗氏）用于治疗格雷夫斯病——一种免疫系统障碍疾病。这个结果虽然与研究IGF-1R 抑制剂的目的南辕北辙，但是它仍然可以算作一种成功。只从这一点来看，花费在IGF-1R 抑制剂上的资金就已经不算浪费了。

谁都知道，临床试验的失败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临床试验本身是绝不能被取缔的。要确定新药的疗效和安全性，进行临床试验是唯一的途径。临床试验产出的大量数据，是探索药物的使用剂量、适应症、疗效和禁忌症的重要基础。

但是，难道我们就要一直承担着如此巨大的失败代价，等待一个未知的结果吗？

其实，这样巨大规模的失败，本可以避免。

这16家公司可能是基于临床前数据预测，开始进行IGF-1R 抑制剂的研究，即使并没有一款真正成功的产品，他们仍然在多家同行的共同前进下，成为了羊群中的一只羊，随波逐流。

然而这样的现象在如今的制药行业层出不穷，面对激烈的竞争和癌症药品极大的需求，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进行足够理性的分析。

但是16项IGF-1R 抑制剂的全部失败，给我们上了一课：要确定临床前预测的有效性和候选药物在模型中应该满足的标准；避免整个业界对某个技术的偏爱，导致其他机制获得的投资不足，陷入困境。

在开启临床实验之前，各家公司是不是也该评估自己的技术、管线、资金是否与那些大热的研究方向所匹配？一些底蕴深厚的大公司都可能在新靶点的研究上栽跟头，更罔论一些盲目跨行来追逐的公司了，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我们当然能理解，热门的、数据好看的机制，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但是这样的项目一旦失败，影响到的也就不仅仅是项目本身了。制药行业的资源是有限的，天平倾向一边，另一边获得的自然会更少，没有足够资金的项目，又要怎么坚持下去呢。

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高校的研究所可以获得国家的补助与支持，但是他们的研究速度较慢，追不上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企业的研究速度虽然更快，但是他们的资金难以得到保障。

或许，国家也可以开通对企业的临床试验补助，支持无力继续试验的项目，在试验成功，产品上市后，要求以更低的价格在国内售卖。

或者通过制定一些新的规则，让资本分流，而不是一窝蜂的堆积在某个或某几个项目上。

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成的事。从现状来看，如今能稍稍减小这个问题对临床试验的压力的措施，只有对临床前研究的数据进行更加详细的分析和评估，更加谨慎的开启临床试验。

事实上，临床试验导致的问题不只有白白耗费的资金，这对研究人员，对受试者都是一场灾难。研究人员数年的心血付之一炬，而患者服用了大量疗效无几，毒性未知的药物。这些挫折可能会让许多人放弃继续进行临床试验。

综上所述，为了临床试验更好的发展，降低临床试验的失败率迫在眉睫，但是目前却还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好在过于庞大的临床试验失败耗费的资金，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而已知的问题，总会有办法解决。

参考文献：

1.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networkopen/fullarticle/2807710?resultClick=3

2.https://www.dana-farber.org/for-patients-and-families/becoming-a-patient/international-patients/chinese/inspiration/%E4%B8%B4%E5%BA%8A%E8%AF%95%E9%AA%8C%E5%A6%82%E4%BD%95%E6%8E%A8%E5%8A%A8%E7%99%8C%E7%97%87%E7%96%97%E6%B3%95%E7%9A%84%E8%BF%9B%E6%AD%A5clinical-trials/

3.https://www.pfizer.com.cn/zh-hans

4.https://www.jnj.com.cn/

5.其他公开资料

封面图来源：123rf

每年500多亿美元，全打了水漂！癌症临床试验的这条崎岖小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