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科学家发现干扰素的抗病毒机制、免疫调控和抗肿瘤作用。到1986年，FDA首次批准IFN-α用于治疗慢性乙型肝炎。乙型肝炎病毒之外，干扰素在丙型肝炎病毒、人类疱疹病毒-8、人乳头瘤病毒等方面的作用也逐步取得突破。具体到机制上，干扰素通过与人体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刺激细胞表达多种抗病毒蛋白，影响细胞代谢过程，包括降解病毒RNA，并抑制病毒RNA和蛋白质的合成。换言之，干扰素抗病毒的作用不针对特异的病毒， 而是作用在宿主上，这也决定了干扰素的广谱抗病毒活性，让其在新冠疫情之初备受看好。在国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哈尔滨市传染病医院等医疗机构，都曾在新冠患者的治疗用方面加入干扰素，吸入式干扰素IFN-α也被写进当时的新冠诊疗指南里。2020年3月，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研究团队也发表了相关成果，通过在无法产生干扰素应答的Vero细胞中加入干扰素，证实IFN-α对新冠病毒的抑制作用，且高剂量时可完全抑制病毒。另一个实验也证实，干扰素在体外能够有效抑制新型冠状病毒复制，且呈剂量依赖关系。然而，直至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三年，市面上仍未有一款干扰素获批用于新冠治疗。WHO此前的一项大规模三期临床试验结果（SOLIDARITY研究），或许可以视作干扰素治疗新冠的艰难探索的一个注脚。根据这项在30个国家的405家医院开展的研究，11330名成人新冠患者接受了随机分组，其中2063名接受IFN-β-1a（包括651名联合洛匹那韦），研究的主要终点为患者死亡率。不幸的是，最终2050例接受干扰素治疗的患者中有243例死亡，对照组2050例中有216例死亡（比率比为1.16）。2月21日，Synairgen宣布SNG001（吸入型β干扰素）在治疗新冠的三期临床（SPRINTER研究）错过终点，股价一度跳水84.11%，市值约剩0.5亿英镑，也让干扰素的应用徒增曲折。但此次Lambda三期临床的成功，或将打开干扰素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新局面。为什么同是干扰素， 有的三期临床能成功，有的却失败了？2021年9月刊登在Cell上的一篇文章提供了一些启发（The interferon landscape along the respiratory tract impacts the severity of COVID-19）。首先，SOLIDARITY和SPRINTER研究使用的都是β干扰素。从分类上说，β干扰素和常用的α干扰素都属于I型干扰素，除了抗病毒的作用，它们还能上调多种炎症因子。换言之，用I型干扰素治疗新冠这种极易引起“细胞因子风暴”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是有风险的。与之相反，作为一种III型干扰素，Lambda由于没有I型干扰素的强促炎作用，可以在抑制病毒复制的同时，阻止“细胞因子风暴”的发展，从而使患者不会进展到重症。其次，对参与试验患者的选择也至关重要。干扰素是人体天然免疫的一部分，属于早期抗病毒防线，因此适用于早期感染者。SNG001的三期临床入组患者需要吸氧，按照中国的新冠诊疗指南来看，这已经属于重型患者。因此，这时再使用干扰素治疗作用有限，临床失败也有迹可循。而TOGETHER研究中的Lambda，针对的是高危人群中的早期感染者，也即轻症患者。简而言之，干扰素种类的选择和用药时机，都可能关系着干扰素能否在治疗新冠的后期临床试验中获得成功。
1. Eiger’s Single-dose Peginterferon Lambda for COVID-19 Reduced Risk of Hospitalization or ER Visits by 50% in a Predominantly Vaccinated Population in Phase 3 TOGETHER Study；Eiger
2. 干扰素治新冠的AB面：从大涨超400%，到暴跌近八成；同写意
3. The interferon landscape along the respiratory tract impacts the severity of COVID-19；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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