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再次友情提醒:原定9月9-11日举办的CMC高峰论坛因疫情已延期举办。最新时间和地点:11月10-12日·上海张江博雅酒店。敬请嘉宾们知悉!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文|高翼

编辑|王晨


1993年,时任罗氏制药南美区总裁的威廉·凯乐(William Robert Keller)在一行人的带领下,来到上海浦东,同张江高科的招商负责人谈建厂事宜。但面对彼时浦东“一片广袤的农田”,这位常年身处都市中心的制药公司高管,不由得打起了退堂鼓。


三年前,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向北京提交了一份发展浦东的报告得到回应,于是在总设计师的亲自督促下,中央对于浦东新区的开发正式提上日程。作为改革开放另一块试验田,浦东对于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于是,同行中的上海副市长赵启正,也是刚刚成立的浦东新区开发工作的主持者之一,亲切地向威廉介绍了中央对这个“新区”的重视程度,表示各种配套硬件很快就能落实好,水电、马路很快都会有。


副市长的话自然有分量,再加上招商方的热情,威廉很快也意识到张江这块地的重要性,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合作。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罗氏和上海签约

图片来源: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次年,随着龙东大道的重修,占地面积近3万平方米的上海罗氏制药公司破土动工,这标志着罗氏正式打响中国“药谷”的第一枪。


此后,礼来、勃林格殷格翰、协和发酵麒麟、阿斯利康等跨国巨头纷至沓来,落户张江。而罗氏,因为其带头效应,后来成了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成员,参与到了上海市发展规划讨论中去。威廉本人,也因此获得了上海市“白玉兰奖”,并拿到了上海第0002号绿卡。


威廉也顺利的成为了罗氏中国区第一届总裁,将外企纷繁的药品带入了中国市场,拥有成熟药企的欧美制药工业,开始正式向中国大规模进发。


彼时中国的医药市场,大多数还停在“三大件”(紫药水、红药水和土霉素)上,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外资药企进入中国,给孱弱的民族医药工业活生生的展现了什么叫“先进生产力”。


所以,那几年当外企的医药代表进入医院时,据说能受到院长“张灯结彩”的欢迎。但在改革开放刚开始那个年代,任何一个行业里的这种“繁华”总归都只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专属,MNC(跨国药企)的办事处,大多也都只会设立在这些地方。


外资药企自主定价、一线城市成熟的医疗体系、以及消费水平,种种因素决定了老百姓对于来自“先进生产力”国家的药品使用总归是少数人;而背后的药企、医药代表以及医生的高收入,注定也只会定格在这些地区。


反观广袤的中华大地,在占中国90%以上的二三线城市,大家看病基本还是“遇事不决,抗生素先来一套”的乱象,如何改变老百姓的用药结构,让患者能够用上最前沿且价格便宜的治疗产品、科学地“病有所医”,终究还需要“从人民里走出来”的本土仿制药企。


01

白手起家:

追赶外企的影子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跨国药企和本土公司,早期的中国医药行业里的这两个角色,前者大都出身显贵,后者多为白手起家。


比如诺华、辉瑞、GSK等企业,招聘中国第一批职业经理人时,基本都是家世显赫,名校出身;在中国成长,global背景;上能通庙宇,下能带企业。


而与之相对,本土医药公司基本都是“苦出身”。


恒瑞董事长孙飘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生产消毒药水的小工厂——江苏连云港制药厂做了好几年技术工人,由于性格内敛一直没被重用。后来,他被调到上属的医药工业公司做科研处副科长,开始展露才华并获得赏识,在32岁时接管了经营不善的连云港制药厂,以一己之力把它发展成了后来的恒瑞。


海正药业的创始人白骅,同样是从一线工人做到了董事长。1968年,他从化工学校毕业后进入海正集团的前身——地方国营海门化工厂做技术员,一步一步把海正拉扯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原料药制剂公司。


常年位居国内药企TOP3的扬子江药业创始人徐镜人是军人出身,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泰州市泰兴口岸镇仪表厂工作,他离开仪表厂创办扬子江时,手里只有几千元和仪表厂的几名工人。


跨国药企进入中国时,带来的是从欧美成熟制药工业体系中的产品,并且有着顶级高管团队的加持。而除了产品技术与资源人脉的差距,政策上也是偏向外资为主,比如当年外资药企与卫生部门有培训和研究合作项目,而本土药企就没有资格;外资药企在税收和定价上也长时间享受着“超国民待遇”。


所以,当时的外资药企,无论是产品,政策,还是运营,都是对本土药企一个全方位压制,二者在同一片市场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维度的生物在同一个世界里竞争。这是上个世纪末医药行业本土药企的生存现状,当然,这是彼时中国的“市场换技术”策略的结果。


外资药企带来了对接世界一线的产品,让不少人就医时在中草药基础上有了新的选择。比如:呼吸用药(吸入类糖皮质激素),抗病毒(一、二代核苷类药物)、二三代抗生素、心血管(他汀、普利、沙坦、地平、洛尔类)、消化及内分泌(PPI、α-糖苷酶抑制剂、二甲双胍)、以及众多前沿的肿瘤化疗药。


“市场换技术”虽然冲击了国内企业,但客观上讲也一定程度上也打开了用药市场。而中国人擅长溯源和学习,于是,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刚刚经历过强制GMP(良好生产规范)认证,集中度稍微有些提高的本土医药行业,围绕这些产品进行一对一的仿制大潮,便开始了。


所以,那几年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本土药企明显的动作,比如2003-2007恒瑞的肿瘤化药管线逐渐成型、2010年正大天晴的恩替卡韦落地、豪森的中枢神经和糖尿病平台搭建、通化和甘李两大胰岛素巨头的分家,以及京新、乐普、信立泰等等心血管产品大户的发力……共同刻画出了那个年代国产替代的图景。


而除了上述提到的企业,这波仿制潮的主要玩家,其实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来自建国以来的扶植的医药工业巨头,比如东北、华北制药;二是借着几款爆红单品短时间完成原始积累的民营力量,比如恒瑞天晴扬子江等(包括部分中成药企);还有一方面是承接了欧美低端产能转移的原料药企,比如浙江台州原料药产业群:海正、华海、仙琚、司太立等。


虽然出身不同,但大家做的事情类似,用的也都是是和外企一样的监管以及销售体系。只是,一瓶药外资药企赚100块,国产仿制药因为少了研发成本,并且有着人口红利等成本优势,赚二三十块钱,然后上药交会、找大包、下基层——在“量”上下功夫,并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学习外资药企的各种“技术”。


其实不只是医药行业,中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各项产业想要实现弯道超车,有的是顶着版权和专利的压力并在时代红利下完成了积累,有的是仰仗“996模式”实现了技术赶超,还有的是依靠人口红利和监管垄断实现了规模化增长。因此,本土药企想要崛起,基本也离不开这些套路。


但直到2008年,中国医药工业总GDP里,外企占了超过1/4,这还是算上了原料药、包材和流通业务,如果单看药品产值,外企的业务占比可能在一半以上。也就是说,中国老百姓看病吃药,一半还是由老外说了算。


因此,这期间中国的仿制药的故事虽然励志,但一句话总结下来,仍然是在孱弱的基础上去追赶外企的影子。


02

关山难越:

仿制药的三座大山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2011年3月,浙江台州出了一起“百名村民血铅超标”的大案,几经酝酿,并在新华社等媒体的曝光下,事情一度闹到了国家环保部。此后,便是当地政府对重污染企业的一波专项整治运动。“血铅超标”的源头是电子企业,但对于高污染的医药生产企业,环保风暴之下,它们才是首当其冲。


牺牲生态环境来发展工业,这是当时很多地方不得不走的“弯路”。但台州这座原料药之都,并不是对环境肆无忌惮的破坏,台州的这批原料药企,是最早进行“三废”治理的企业之一,台州也很早就进行了废水的在线监控。但环保治理不是个简单活,其背后都是大量的真金白银。


拿海正药业举例,2008年海正在环保工程上的投入达到了5380.47万元,而那一年,海正的总利润才不到2.5个亿。环保上累计投入接近3个亿,占到了公司固定资产12%,并且每年运行成本达到了6%。那个时候的中国药企,一年销售费用和研发费用才多少钱?


所以,在2015年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下发之前,很多医药生产企业算了笔账,在环保执法力度不强(罚款不太高)时,企业与其砸钱做环保,还不如直接交罚款。


这是生产型公司一直以来逃避不了的一个问题,而对于原料药直接靠买的制剂企业,虽然不用掏钱建环保工程,但本质上仍需要为生产企业支付相应的环保成本。


环保影响的只是利润率的高低,而能“一键锁死”仿制药企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专利。


2003年,赛诺菲因为恒瑞仿制了其多西他赛,一纸状书把恒瑞告上了法庭;2011年,正大天晴的乙肝仿制药恩替卡韦,上市一年收到了BMS的专利侵权起诉书;2013年,重磅药来那度胺,国产仿制药企卡文迪许(双鹭药业代理),和美国新基光专利官司就打了三年。


借着主场优势和国产替代的情怀,虽然很多专利官司上,最后多以本土药企胜利收尾。但这其中,准备应诉所需要花费的巨大精力和成本已经让企业疲于应对,而一旦诉讼失败,则更是雪上加霜。


2007年,辉瑞的“伟哥”专利二审胜诉,案件审理结果指出,辉瑞的西地那非原研药在中国专利有效期一直持续到2014年,这导致国内包括白云山在内的一批“伟哥联盟”不得不停产待工。这对白云山来讲只是暂停了一个管线,但对于联盟内其他几家单品药企,直接等于宣布公司倒闭。


但是,专利问题虽然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中国药企头上,奈何市场足够大,敢于冒险的人太多,也都有一股“偏向虎山行”的心态。不过,无论是环保还是专利,这些问题大都来自外部,企业基本都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无论是建环保工程,还是请专利律师,砸钱就够了。


而真正影响行业的,其实是那场打了整整十五年的药品价格战。


早期的本土医药行业,无论是产品还是学术能力,都很难和外企对标,于是大都只能选择一些“野路子”,也就是回扣开路,这种“利益关系”早期可能是一支笔、一顿饭、一场赞助会,后来愈演愈烈,慢慢升级成了真金白银。利益驱动的后果,也带来了老百姓药费的上涨。


于是,从90年代末开始,针对全国范围内看病贵的问题,顶层围绕药品价格降价进行了各方的讨论和博弈,最后衍生出两支力量,一支是以发改委和人社部代表的“限价派”,拼命压药价,政府调节;另一支是以卫计委(现卫健委)为代表的“留利派”,要给到医生一定激励,然后让市场去慢慢最优化。


此后,无论是区域集采、最高限价、药品加成、管制处方量、药占比、收支两条线……这些眼花缭乱、纷繁复杂的降价政策,大多数时候都是两派的你来我往,徒劳无功,隔靴搔痒。


政策的设计只是拼命的堵,并没有给制药公司和医疗机构一个疏通的方向,造成的结果就是高价药此起彼伏。监管越来越严,反馈到行业,很大一个后果就是应付政策以及权力寻租的成本越来越高,最后结果就是:07年郑筱萸被判死刑;10年浙江卫生系统87人落马;14年整个发改委价格司差点被一窝端……


那时候,研发端企业并不能匀出太多钱来保证质量,提升制剂能力,更遑论研发;药价虽然高,但医生其实也没赚到什么大钱。因为要各种准入,各种拓渠道,整个制药行业的大部分资金都集中在流通端。所以那几年,实现财富自由的,都是一些有渠道、有关系,长袖善舞的大小包商。


不过,野蛮生长也是生长,平心而论,这阶段国内的这批仿制药企,在推动药品下沉、常用产品低价国产替代上,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三四线城市里的医院患者,能吃上最新指南里推荐的药品,还得靠这批仿制药企。


2013年,CFDA由副部级升为正部级,这是医药行业最高监管机构的第三次变革,以为药品监管不用再受制于卫生部门管辖,整个医药行业再一次沸腾。


行业的这份期待并没有错,就仿制药来讲,刚刚在国产替代进程迈了一小步的行业,仍面临两个巨大的问题:一个是质量不足背后的药效差距,另一个就是渗透率提高带来的巨大支付压力。


03

釜底抽薪:

资本市场的弃儿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在中国的病友圈子,对于吃药一直以来流行着一种虽不太科学,但接地气的吃法:有钱的就吃进口原研药,没钱就吃国产仿制药;刚开始病情急吃进口,稳定后吃国产;大病重病吃进口,小病吃国产;老人孩子身体状况差吃进口,年轻人吃国产……


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来自临床一线对国产仿制药和原研药用药反馈,最后得出来的一种“偏见”,虽然监管的标准一样,但“国产仿制药效果不行”的情况确实存在。否则也不至于很多男性ED患者,在购买“伟哥”类药物时,更青睐辉瑞和礼来的原研产品。


2015年毕井泉局长牵头的药品供给侧改革,虽然很大气力上是针对创新药审批进行优化供给,但对于仿制药质量提升,也花了不少篇幅。722之后,药监机构最花精力的一件事,就是重新捡起提了N年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一致性评价,向来雷声大雨点小,而新时期的药监机构雷利风行,仅两年后,在2017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第一批通过评价的12个品种便正式落地。但彼时中国的药品批号有16.8万个,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仿制药,药监局的组成也都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不是神仙。解决问题的是后续的支付端改革,也就是4+7带量采购。


当集中采购和一致性评价挂钩,便给集采设立了一个不小的门槛;而当集采的价格降幅高到一定程度,很多中小型、以及单品为主的企业,便没有参加评价的意义,毕竟做BE(生物等效性)实验的成本或许都要两到三年才能收回。


因此,留下来的都是有一定体量、规模优势大的头部企业,可以说,4+7挽救了一致性评价政策,仿制药的质量得以改善,而行业的集中度也能够提升。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带量采购

图片来源:平安证券


国家集采的一记重拳,将过去二十多年的积弊,一下子打穿。


集采,是由医保局组织,将全国范围内大部分医疗机构的用药需求做一个大包,然后逐一分配给愿意降价的药企,从而起到一个“以价换量”的过程,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价格降幅往往超出药企的预期。


前不久,“共和国长子”华北制药,因为产能受限,叠加原料药涨价,不得不断供集采,引起行业一片哗然。对于不少药企,在高居不下的原料、环保、注册以及申报成本之下,很多时候集采的价格降幅,会轻而易举地击穿成本价。


即使药企都做了严密的成本测算,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对于未来的仿制药,如果不改善工艺,提高效率,肯定不是一门赚钱的生意。而资本不仅逐利,而且容易扎堆于利润回报更高的领域,这给整个市场传递一种信号:做仿制药制剂,只能拿到一个固定的10%的利润。而当2018年以来几次带量采购引起医药板块大跌,这一观念便深入制药企业和二级市场。


所以,我们也很容易看到,自2015年供给侧改革以来,资本和产业共振,但大都只聚焦在创新药及其配套产业(比如CRO等),和原料药以及仿制药相关的融资交易屈指可数。


2020年,单笔超过5亿元的医药投融资中,跟原料药相关的项目一只手都数的过来,一大半都是创新药。同样是治病救人,只是上下游的差别,原料药和制剂企业便只能享受化工股的估值,而创新药则能贴上百倍PE,以至于一些公司明明毫不相干,但为了讲故事也不得不塞上几个创新药管线。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惨淡的仿制药一级市场

图片来源:远川研究所


因此,不少仿制药企,这两年只能一边讲讲“原料药制剂一体化”的故事,一边学CRO企业,把业务延伸到CDMO,去沾它们的光,去捡一些创新药们吃剩不要的资本。


政策设计的背后,是想给头部仿制药企一个稳定的现金流,然后鼓励他们往高风险、高回报的创新药转型,但在现实中,那些暂时没办法转型的药企,即使亏损,也得继续经营。



04

何去何从:

“基本盘”未来靠谁支撑?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靠着中国的市场天花板高,以及人口红利,这三十年里,从最早的外企单独定价,到如今全国范围内的集采,老板姓用药可及性大大提高。仿制药企的慢慢崛起,彻底打破了外资药企高价垄断的局面,《我不是药神》的剧情也彻底从中国消失。


但仿制药企的历史使命就此结束了吗?其实不然。


人的医疗需求是无限的,50年代大家只需要抗生素和维生素就够了;70年代慢病危机逐渐显现,人们开始需要降三高的药;进入21世纪,肿瘤患者发现这个病不再是“绝症”,大家都想要更长的生存期;而如今,除了化疗药,大家更想用靶向药、免疫产品、基因疗法……


最开始大家都只求有药可医,如今每个人都想长生不老。如果所有的病人一生病都想要用上最新最好的药品和诊疗手段,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担负得起。


所以纵观全世界,各国的通常做法都是鼓励药企仿制上市一段时间的药,然后加快市场竞争拉低药品价格,这样一来病人就能吃到廉价的好药了。同时给创新药一个足够高的利润空间,来让药企愿意花精力投入。


无论是市场主导的北美,还是政府埋单的英德日,几乎所有主流国家都是利用这套模式来控制日益增长的医药费用,并维持制药行业的发展。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占据了市场85%用量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

图片来源:WHO


高价创新药决定了健康水平的想象空间,但廉价的仿制药才真正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健康基本盘。重视仿制药质量,重视基础制造,才能换来一整代人真正的老有所医。


而一谈到国产仿制药,业内人都会提到是制剂能力不行,工艺技术有待改善,杂质处理跟不上全球水平,但这些是结果,归根结底,背后都是少了人才的灌溉。


中国药学院最好的学府之一,中国药科大学(即南药),每年药学毕业生中,一半人出国深造,一半人当了医药代表。一边是日益上涨的房价,一边是降到2分钱一片的药品,需要如何设计才能让这些药学人才,继续研究而不跳槽?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中国药科大学毕业生平均收入

来源:中国药科大学2019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创新药审批改革之后,资本蜂拥而至,一度捧出了300万年薪一个CMO(首席医学官)的就业行情,这才砸出了勉强跟得上世界前沿的中国创新药。而对于月薪6000元的制剂工作者,如何能指望他们能做出对标梯瓦、晖致和山德士一样的迈向全球的仿制药?


1984年美国著名的药品价格平衡法案《Hatch-Waxman Amendment》,在当前仿制药运行框架之上,也给了仿制药一定的市场空间,这也使得后来的印度太阳、迈兰制药、以色列梯瓦等知名仿制药企能成功上位,毕竟有盈利空间才有市场,而这批仿制药企,也成了美国高药价的价格平衡器。


回到中国,一致性评价推行以来,当集采之后,利润空间压到冰点,未来的专利药,价格靠什么打压?占据整体处方量85%的仿制药,未来谁来生产?



05

尾声: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从某种程度上看,当前的医药行业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行业发展,其本质都是在清理历史旧账。


因为过去审批没有把好关,所以如今才有大范围内的一致性评价;因为过去价格战打了太久,以至于药品定价皂白难分,所以才需要做价值回归;因为过去创新梯队没跟上,所以如今中国产品出海困难重重……


再往前看,为什么本世纪初的整个医疗医药监管乱象?因为中国医药行业基础孱弱,才有当时的野蛮生长;而为什么90年代中国医药产业底子薄,在外企面前不堪一击?是因为六七十年代,海外的医药产业正经历二战后需求大幅增长带来红利时,中国的科学家们却在上山下乡扫牛棚……


如今,经过一番番收紧和鼓励的改革,中国目前有了一个还算成熟和完整的制药工业,在仿制药降价和用药可及性提升之后,未来仿制药的发展,如何再上一个台阶?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雷厉风行的毕井泉们,来牵头?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在去年总结的《经济运行报告》里这样写道:“到2025年,化学药品工业创新能力将会显著增强,产品质量全面提高,供应保障体系更加完善,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行业整体素质大幅提高。”


一个行业的发展,需要政策的正向牵头,资本的良性互动、产业人才的大规模培养,创新药如此,代表着中国老百姓健康基本盘的仿制药,也是如此。


但愿医药行业里,过去的这些辛酸历史能够彻底成为回忆,而不是去重复“欠账-透支未来还账-再欠账”的历史轮回。


参考文献:

1、中国医药产业发展报告(1949~2009),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

2、中国仿制药的发展现状分析,Zhanhua Sun

3、海正药业2008年年报

4、歧路:“药神”背后的仿制药,远川研究所

5、2020年中国化学制药行业经济运行报告,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

版权声明/免责声明

本文为授权转载,仅供感兴趣的个人谨慎参考,非商用,非医用、非投资用。

欢迎朋友们批评指正!衷心感谢!

文中图片为授权正版图片,或来自微信公共图片库,或取自网络

根据CC0协议使用,版权归拥有者。

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衷心感谢!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推荐阅读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
中国仿制药辛酸往事:用量85%的仿制药,只花了12%的医药支出。人才怎样才能留在制造业?点击这里,欣赏更多精彩内容!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药时代

发布者:药时代,转载请首先联系contact@drugtimes.cn获得授权

分享本页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