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琳家族中的数位女性，皆有一身“反骨”。外祖母贝尔莎（Bertha）出生于显赫的德国上流家庭，却违抗家族命令，嫁给一名商人，并随之来到美国。在贝尔莎的6个孩子当中，克拉拉（Clara）——也就是罗莎琳的母亲——是最叛逆的一个。克拉拉的聪颖、坚强与其母亲如出一辙，选择的伴侣也同样是个勤奋踏实的商人，名为西蒙·萨斯曼（Simon Sussman）。萨斯曼夫妇组成了一个典型的犹太家庭，定居于素有“东欧移民的大熔炉”之称的美国纽约城曼哈顿下东区，并在1921年迎来了他们的女儿罗莎琳·萨斯曼。罗莎琳执着坚定，自信且无畏，被她的兄长戏称为“蜂后”（The Queen Bee）。虽然萨斯曼夫妇未曾读过高中，但他们的两个孩子有出众的学习天分。罗莎琳进入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现纽约城市大学）就读，这是纽约市教育系统中一所专为女子而设、学费全免的学院。她在数学和化学学科上表现出色，而在学校物理教授赫伯特·奥迪斯（Herbert N. Otis）和杜安·罗勒（Duane Roller）的影响下，罗莎琳对物理产生了浓厚兴趣。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物理学，尤其是核物理学，是时下最热门的研究领域。按照罗莎琳的话说，“似乎每一项重大实验的产出都伴随着一个诺贝尔奖。”玛丽·居里（Marie Curie, 1867～1943）的自传一经问世，罗莎琳便将其奉为珍宝，认为它是“有抱负的年轻女科学家们的必读书目”。在1939年1月，恩利克·费米（Enrico Fermi, 1901～1954）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举办了一场以核裂变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这引发了有关核战争的恐惧与忧虑，也同时为放射性同位素在医学研究中的应用打开了广阔空间[2]。罗莎琳参加了这场研讨会，被费米的演说深深感染，从此在内心埋下了研究放射性同位素的火种。1940年是罗莎琳在亨特学院度过的最后一年，她开始谋划未来的道路。罗莎琳怀着满腔的热情，想在核物理领域继续深造，但父母希望她从实际出发，安分地当一名小学老师。毕竟在当时，一个犹太女学生想要入选不错的研究生项目并获得经济支持，好似天方夜谭。果不其然，罗莎琳申请的学校接连发来拒信。在焦头烂额之际，亨特学院的物理学教授杰罗尔德·撒迦利亚（Jerrold Zacharias, 1905～1986）伸出援手，将她推荐给了哥伦比亚大学内科和外科医生学院（Columbia University’s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的鲁道夫·舍恩海默（Rudolf Schoenheimer, 1898～1941）教授当秘书。罗莎琳接受了这份兼职工作，为此不得不学习速记，但也获得了旁听研究生课程的机会。1941年1月，罗莎琳正式从亨特学院毕业，成为该校物理学专业的首位毕业生。1941年2月，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UIUC）物理系向罗莎琳伸出了橄榄枝，愿意为她免除学费，并提供每月70美元的助教薪资。罗莎琳喜出望外，这是她申请的学校中最具声望的一所。她快乐地撕掉了速记本，在当年9月正式步入物理学殿堂。罗莎琳始终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致使大量男性劳动力应征入伍，才让她获得了宝贵的求学机会。但当时美国尚未正式加入战争，她也是工学院400名教职工中唯一的女性。事实上，罗莎琳是该院自1917年以来的首位女性成员。
踏上核医学之路
在入学首日，罗莎琳与同班同学亚伦·耶洛相识。同样出身于犹太家庭的他们逐渐彼此吸引，并在两年后缔结了婚姻。由于亨特学院在1940年9月才开设物理学课程，与班里同学相比，罗莎琳的物理基础较为薄弱，她不得不加倍努力以弥补差距。在入学前的夏天，罗莎琳专程前往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学习了两门物理学暑期课程。在入学第一年，除三门研究生课程外，罗莎琳额外旁听了两门本科生课程，还为做好助教工作而专程观摩一位明星讲师的课堂。
罗莎琳是核物理学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医学教育，而伯森是生理学、解剖学和临床医学硕士。他们在专业知识上互补，彼此倾囊相授并互相监督，以最严格的方式训练对方。他们的办公桌相对放置，便于随时交流想法。两人都思维敏捷，能完美跟上对方的节奏，一对最佳科研拍档由此诞生。伯森名义上是罗莎琳的上司，但从1951年7月发表第一篇论文以来，他一直坚持以实际贡献决定论文署名的公平原则。在他们合作发表的数十篇论文中，有时伯森是第一作者，有时则是罗莎琳[4]。二人合作开展的首个研究，是运用放射性同位素估测循环血量（circulating blood volume），他们的研究成果比早期的测量方法精确得多。在此之后，他们用131I标记白蛋白及其他血清蛋白，以研究不同蛋白合成、降解及清除的速率。同时，两人还将目光转向了甲状腺功能研究。彼时，临床常用的甲亢和甲减诊断方法是让患者口服131I，但耗时长达数天，结果也不够准确。罗莎琳自主设计了检测甲状腺放射性的仪器[5]，与伯森一同将131I注入患者静脉，以测量甲状腺对碘的吸收情况和血浆清除率。他们发明的测量方法仅耗时35分钟，且测量结果不受外部因素影响，论文一经问世便被盛赞为“对放射性同位素示踪诊断法最重要的贡献”（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problem of diagnostic tracer procedures）[1]。
图4. 由罗莎琳设计的可测量患者甲状腺放射性强度的仪器。| 图源：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Clinical Investigation
图5. 在接受过或未接受过胰岛素治疗的患者中经静脉注射131I标记胰岛素后，放射性强度随时间变化曲线。曲线MN2为患者接受为期4个月的胰岛素治疗后，曲线MN1为胰岛素治疗以前。图中可见MN2的放射性强度（胰岛素含量）下降速率明显低于MN1。| 图源：Rosalyn Yalow’s Nobel Lecture[6]
罗莎琳和伯森撰写了一篇20页的论文，投稿至《临床研究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JCI），却收到了拒信。在多年以后的诺贝尔奖致辞上，罗莎琳还自豪地向观众展示了这封拒信。审稿人和杂志编辑认为，像胰岛素这么小的蛋白质不具有免疫原性，无法让人体产生抗体。彼时，证明抗体存在的唯一方式是观察到抗原-抗体复合物形成的沉淀，大部分人认为可溶性抗原-抗体复合物并不存在。在编辑的要求下，罗莎琳和伯森作出妥协，将标题中的“抗体”替换为“球蛋白”，才换来了1956年的论文出版。罗莎琳和伯森揭示了2型糖尿病的真正病因——胰岛素抵抗，而非胰岛素不足。由此，2型糖尿病的治疗策略也得到纠正。论文出版之后，很快在多方的重复实验中得到认证，在免疫学和糖尿病治疗领域掀起波澜。人们意识到，为了避免抗体产生，糖尿病患者不能注射以往常用的猪、牛胰岛素，应改用人源性胰岛素。现如今，批量生产的胰岛素经基因工程的编辑，已做到与人源性胰岛素完全一致[7]。
放射免疫分析法（RIA）是一项灵敏度极高的技术，可以测得10-40～10-42 M浓度的物质，相当于在90立方公里的水域中检测加入的一茶匙糖[9]。借助RIA，能快速准确地测量激素、酶、维生素、病毒、药物和数百种其他物质的浓度，许多疾病的诊断、治疗或检测成为可能。例如RIA广泛应用于内分泌领域，使得甲状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更加精准便捷，患有侏儒症的儿童可及早筛出并补充生长激素，不孕不育症相关的性激素功能障碍也便于诊出……通过RIA，罗莎琳与同事发现除消化系统以外，大脑（尤其是大脑皮层）中也会产生内源性胆囊收缩素（cholecystokinin, CCK），由此，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的概念和内涵得以拓宽。此后，许多其他的胃肠肽激素，如生长抑素（somatostatin）、P物质（substance P）和血管活性肠肽（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等也被证实存在于大脑中。下丘脑-垂体轴中的多种肽激素的发现与分离，包括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thyr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TRH）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GnRH），也是基于RIA的应用。RIA实际上开启了一门新的科学——神经内分泌学（neuroendocrinology），研究大脑中与控制内分泌系统相关的化学信使。虽然罗莎琳凭借RIA在内分泌领域的应用斩获诺奖，但RIA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临床基础研究工具之一，实际应用范围远不止于此。罗莎琳实验室成员约翰·沃尔什（John Walsh）开发了首个针对病毒的RIA分析，使得对血库用血进行常规筛查成为可能，极大地预防了肝炎病毒的传播。针对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purified protein derivative, PPD）设计的RIA，可用于结核分枝杆菌的诊断和监测。RIA还可用于对运动员进行违禁药物测试；能够直接检测酶的含量，而非依赖于间接的催化反应效果；如今实验室常用的酶联免疫吸附剂测定（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也是在RIA的基础上发展而来。RIA可能的用途清单无穷无尽，也带来了潜在的巨大利润。但罗莎琳和伯森始终坚持不申请专利，而是致力于推广它的应用。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来到他们的实验室接受培训，临走时还会获赠一瓶珍贵的自制抗体。RIA便捷、安全、成本低廉，即使是在经济不发达、医疗落后的地区，也得到了广泛应用。罗莎琳在诺奖获奖感言的结尾处感慨道：“望远镜带我们了解天空；显微镜为我们打开微生物世界；而放射性同位素方法论，以RIA为例，在科学和医学领域为人类开辟出了崭新前景。”（The first telescope opened the heavens; the first microscope opened the world of the microbes; radioisotopic methodology, as exemplified by RIA, has shown the potential for opening new vistas in science and medicine. ）诺奖得主的豪言，科研生子两不误
1972年，伯森的离世让罗莎琳备受打击，但她努力走出了阴霾，继续在科研之路上执着求索。在此之前，擅长社交、口才绝佳的伯森撰写了大部分论文的初稿，并总是作为他们中的发言人上台致辞。许多人因此认为，伯森是二人组合中的“大脑”，而罗莎琳只是负责执行的“肌肉”[10]。伯森离世后，罗莎琳则用实际行动驳斥了流言：她成为实验室的负责人，带领实验室成员在五年内发表了多达60篇论文，并在各类学术会议中上台发言，核医学女科学家的形象给学术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罗莎琳的要求下，实验室更名为所罗门·伯森实验室。在此后所有罗莎琳发表的论文中，伯森之名都出现在实验室名称处，与她的名字一同列于首页。这是她对挚友的怀念，也是对伯森科研成就的认可和尊重。1975年，罗莎琳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院士。第二年，她成为获得阿尔伯特·拉斯克医学研究奖（Albert Lasker Basic Medical Science Award）的首位女性及首位核物理学家。1977年10月13日清晨6点45分，来自瑞典的电话铃声响起时，罗莎琳已来到实验室开启一天的工作。
在沉浸于RIA的研发和应用的同时，罗莎琳还养育了两个孩子。退伍军人医疗体系规定，妇女怀孕达五个月时，必须辞职且不能再返岗。罗莎琳无视了这条规定，直到生产前一天还在实验室工作。产后一周，她便马不停蹄地重新投入工作。两年后，她生育了第二个孩子。受传统观点影响，罗莎琳认为打理家庭是妻子的天职。每天清晨，她早起去实验室工作，中途回家准备早餐和送孩子上学。她趁实验间隙回家烹饪午饭和晚饭，饭后再返回实验室，工作至深夜。罗莎琳对自己极为严苛，对待其他女科学家亦然。她坚持女性应兼顾事业和家庭，对为事业放弃生育的同行持批判态度，并认为女权运动是对她传统信仰的挑战。尽管如此，罗莎琳用实际行动为女性在科学界开辟出了新的道路，并积极鼓励女学生追求科学事业。她影响了众多女性，其中最著名的是米尔德雷德·德雷斯尔豪斯（Mildred Dresselhaus, 1930～2017）：在罗莎琳的引导下，未来的“碳科学女王”离开小学教学，开启科研生涯[11]。罗莎琳曾对女性科研工作者们说：“我们必须相信自己；必须拥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来实现我们的远大抱负；我们之中有幸作出成就的那部分人，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担当后来者的榜样，并为她们提供实用建议。我们需要的，不是反向歧视，而是机会平等——让我们之中渴望摘星星的人，拥有伸手触及的可能。”[9]罗莎琳这一生，骄傲坚强，从不畏惧困难，也不屑于藏匿野心。她拒绝了所有名为“最佳xx女性”的奖项，因为她所追求的，是所有人中的最佳，而非仅限于女性群体。罗莎琳办公室的墙上，写着这样的话语：“无论女人做什么，她们必须做得比男人好一倍，才会被认为有他们一半好。所幸的是，这并不难。”（Whatever women do they must do twice as well as men to be thought half as good. Luckily, this is not difficult.）
参考文献
[1] Straus E (1998) Rosalyn Yalow, Nobel laureate: Her life and work in medicine. Plenum Trade, New York.[2] Rosalyn Yalow – Biographical. NobelPrize.org. Nobel Prize Outreach AB 2022. Wed. 29 Jun 2022.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medicine/1977/yalow/biographical/[3] Kahn, C.R., and Roth, J. (2012). Rosalyn Sussman Yalow (1921–2011).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 669-670.[4] Rebecca J. Anderson (2017) Breaking News: The Life and Work of Rosalyn Yalow. The Pharmacologist.[5] Berson SA, Yalow RS, Sorrentino J, and Roswit B (1952) The determination of thyroidal and renal plasma I131 clearance rates as a routine diagnostic test of thyroid dysfunction. J Clin Invest 31(2): 141-158.[6] Yalow RS (1977) Radioimmunoassay: A probe for fine structure of biologic systems. Nobel Lecture; available from: http:// 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medicine/laureates/1977/ yalow-lecture.pdf[7] Chemical Heritage Foundation (August 13, 2015) Rosalyn Yalow and Solomon A. Berson; available from: https://www.chemheritage.org/historical-profile/rosalyn-yalow-and- solomon-a-berson[8] Yalow RS and Berson SA (1960) Immunoassay of endogenous plasma insulin in man. J Clin Invest 39(7): 1157-1175.[9] Bonolis, L (2014) Rosalyn Yalow research profile. Lindau Nobel Laureate Meetings; available from: http://www.mediatheque. lindau-nobel.org/research-profile/laureate-yalow[10] Glick, S. Rosalyn Sussman Yalow (1921–2011). Nature 474, 580 (2011). https://doi.org/10.1038/474580a[1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salyn_Sussman_Yalow版权声明/免责声明 本文为授权转载文章，版权归拥有者。仅供感兴趣的个人谨慎参考，非商用，非医用、非投资用。欢迎朋友们批评指正！衷心感谢！文中图片、视频为授权正版作品，或来自微信公共图片库，或取自公司官网/网络根据CC0协议使用，版权归拥有者。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电话：13651980212。微信：27674131。邮箱：contact@drugtimes.cn）。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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