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达丁列明：中国医药创新还有很多“卡脖子”的技术需要突破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药时代）：贝达丁列明：中国医药创新还有很多“卡脖子”的技术需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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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药经理人在2021年农历新年期间对入选“2020中国医药创新企业100强”企业的创始人或掌舵者进行了系列访谈，问题聚焦在中国何时能够从fast-follow走向first-in-class？需要补的功课有哪些？中国创新药企真正走向国际化，还需具备哪些能力？有哪些影响医药创新的“卡脖子”技术需要去攻克？如何看待火爆且争议的License-in模式？

贝达丁列明：中国医药创新还有很多“卡脖子”的技术需要突破

以下是贝达药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丁列明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

E药经理人：目前来看，国内大多药企都还在做fast-follow，真正的first-in-class很少，中国何时能从fast-follow走向first-in-class？完成这种蜕变需要创新生态中哪些环节的匹配与完善？

丁列明：首先，从未知靶点的角度来说，做first-in-class需要大量基础研究的支持，靶点的发现和临床前验证也需要许多新兴的生物学技术作为支撑，目前大部分国内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有限，而且很难承受基础研究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贝达药业在这方面已经有充分的认识，在逐渐提升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主要通过与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来完成，加强产学研结合，更好地推动转化研究。

其次，从已知靶点角度来说，国内企业做高通量筛选方面条件不足，比如，化合物库的质量和数量有限，因此有全新母核结构的分子很少，hit-to-lead也需要大量投入，国外药企通过相互之间共享高通量筛选库来扩大库容，提高发现母核的概率，但是这种资源共享的做法在国内还没有形成。

另外，新药研发可以把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或结构生物学提供的信息作为指导，但目前药化学家和结构生物学家的合作还比较少。

AI技术在药物设计领域逐渐崭露头角，国外大型药企越来越多地向AI制药创新公司抛出橄榄枝，国内的药企也可以考虑加强与AI制药公司的合作，来提高新药研发的成功率。

总体来说，国内创新药的研发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和发展，要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的水平，向first-in-class转变，需要完善对药物创新的定位和布局，加强上游和基础研究、加强交叉学科的拓展、加强多方合作和资源共享。

E药经理人：中国创新药公司真正走向国际市场，还需要具备哪些能力？

丁列明：中国创新药公司真正走向国际市场，可以从以下五方面入手：

一是需要有明确的全球发展战略，从新药研发立项开始就制定全球开发策略，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

二是需要继续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特别是要重点引进精通欧美临床研究、注册申报、市场销售的高端人才

三是自主创新药要具备出色的疗效和安全性，具备best-in-clas或first-in-class的潜力，才能后发制人与大型跨国药企抗衡。

四是需要有高效的公司管理体系，强化各区域团队间的协同合作。

五是经验的积累，国际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才能从量变产生质变。

E药经理人：从中国医药创新技术层面来看，还有哪些卡脖子的技术没有突破？

丁列明：需要突破的卡脖子技术可从几个方面来讲。

首先，现有的技术方面：在药物研发过程中，大多数企业都使用进口的药物分析仪器，比如常用的酶标仪、高压液相色谱、质谱、核磁共振仪器等等。新药研发对这些分析设备的精度要求较高，但国产设备技术缺乏、市场占有率低。

国内缺少化学和生命科学的数据库和软件，比如：没有Scifinder, Literature Databases，缺乏高质量的科研期刊和参考书籍，甚至没有药物分子的设计软件和高精密仪器使用的软件。

未来，国产分析设备还需要加强基础研发，提升研发力度，不断突破，更多地实现对进口设备的替代。与此类似的还有检测试剂，尤其在新冠疫情中许多依赖进口的试剂，一旦货源短缺会让我们“措手不及”，容易形成垄断的局面。

再者，在药物研发中，尤其在药物筛选方法及评价体系建立方面，多为对国外已公布模型的跟踪模仿，我国自己的创新方法体系较少，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其次，可预测的技术方面：未来真正“卡脖子”的技术可能就是生物技术。

医药研发离不开先进的生物技术，比如基因工程技术、酶工程技术、合成生物学、生物纳米、神经科学、功能基因组学等。生物技术已成为21世纪科技发展的关键技术。目前，国内对生物医药产品的研究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

医药产业创新升级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创新也成为医药工业“十四五”规划的关键词。而中国医药要实现真正的创新需要我国更加聚焦核心瓶颈技术的突破，在生物技术的源头上做真正的创新，更需要所有的医药企业共同努力发展中国医药产业。

E药经理人：在目前中国的医保政策下，可以培育出更多的创新药企吗？

丁列明：国家医保局自2018年3月成立以来，以降低患者用药负担和合理用药为目的，对药品价格和临床使用展开全生命周期管理，围绕医保药品存量和增量开展战略性购买。现在，创新药，特别是抗癌新药进入医保的节奏大大加快，通过谈判进入医保已成为常规，让一些创新药及时进入医保目录，解决了病人的可及性，加速了创新药临床覆盖。从近几次的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可以看到，国家在鼓励创新药通过价格谈判进入医保目录的同时，一些临床疗效并不明确或非治疗性药物从医保目录中剔除，医保不再为临床价值不高的药品买单，也不再对同质化产品给予高溢价。

从短期来看，可能会对一些传统制药企业带来阵痛，但是这会倒逼一些以仿制药生产为主的企业加快向创新转型升级，同时促进创新药研发企业加快从“me-too”“me-better”药物研发向“first-in-class”药物研发的转变，让企业在新药研发立项时就提前考虑上市后的市场潜力和市场竞争，尤其是提前评估药物经济学价值和医保支付标准，从而避开同质化竞争。因此，从长远看有利于创新药产业的发展，可以引领更多企业从事创新药物的研发。

E药经理人：如何评价license-in模式对中国医药创新生态建设的影响？

丁列明：从短期来看，license-in的项目快速推进，极大促进了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的飞速发展。创新药从头研发的过程非常长，一般情况下，从药物发现、临床前研究到临床研究，再到申报上市，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中国不少医药企业短期内迅速搭建新药研发管线，以及融资上市，license-in是其最重要的途径。license-in项目的迅速推进，也极大提高了国内患者对很多“世界新”的药品的可及性。

从影响因素角度来讲，license-in项目跳过了漫长的“discovery”的过程，有些可以直接申报国内临床研究，甚至通过临床桥接试验迅速在国内上市。国内自主创新药研发还处于起步阶段，还以“me-too”“me-better”药物研发为主，license-in项目与国内自主创新药同靶点项目直接头对头竞争，而国内自主创新的项目往往会落后至少2年时间

从长远来看，对于国内尚处于萌芽期的创新药企业，license-in项目的直接冲击，没有给国内企业足够的学习和成长的窗口期，对中国医药完全独立自主创新的生态建设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会促使国内企业加快创新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