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大喊「脱钩」，中国药企CEO为何不慌？

华盛顿大喊「脱钩」，中国药企CEO为何不慌？

随着美国药企愈发重视中国创新药资产，美国国会议员和特朗普政府也加大了对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审查力度。

去年，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将中国列为主要对手，并把生物技术列为需要加强监管的领域。自此之后，国会部分议员，近期参议院也加入其中，力图将生物技术纳入《对外投资国家安全综合法案》（COINS）的管控范畴。

其最终目的是以保护美国在生物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导地位和国家安全为名，限制甚至阻断两国间日益增长的授权交易。

然而，到目前为止，市场讲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我们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市场分析机构Evaluate总监普鲁·高尔对Fierce表示，“就授权许可交易而言，地缘政治只是拉长了尽职调查周期，并未筑起隔绝往来的高墙。”

根据Evaluate的分析，中国创新资产今年有望占全球授权交易总价值的三分之二以上，该比例在2025年约为二分之一，而五年前尚不足5%。

路透社援引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数据报道，2026年上半年，中国药企对外授权交易共计81笔，交易总规模达1100亿美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交易总额的 80%，美国药企仍是主要买家。

外界或许会以为，面对美国不断升级的舆论施压，中国药企高管们正夜不能寐，担心来之不易的商业收益就此化为泡影。但Fierce本次采访接触到的多位中国高管，却表现得相当淡定。

AndreaWang-Gillam（王宜）博士

加科思联席首席执行官兼全球研发负责人王宜博士指出：“尽管政治层面风波不断，但行业内部已经形成一套成熟完善、助力授权交易落地的产业生态。资本已经用结果给出了答案。” 她补充道，“如果一项中国研发资产具备真正的价值，全球所有识货的合作方都会主动争取。”

她回忆，在今年JPM大会上，美国同行对中国资产的热情依旧高涨。相较政治博弈，这些美国企业更关心如何顺利达成自己想要的合作交易。

另一家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因计划在香港申请IPO而要求匿名）同样对当前地缘政治环境表示不必担心。

“如果美国人不想要，我肯定能找到其他买家。”谈及公司管线时，这位CEO说，“到头来吃亏的会是他们。”

Sam Lou（娄实）先生

总部位于南京、专注于女性健康的和其瑞医药（Hope Medicine）联合创始人娄实（Sam Lou）坦言，地缘政治紧张确实会给行业投资、产品定价与合作项目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但从长期来看，并不会削弱美国市场对创新药物的旺盛需求。

“遏制中国发展是美国两党的共同立场，部分政客可以借此博取选票。但市场终究遵循自由市场逻辑，供需的客观力量是无法被人为对抗的。” 娄实告诉Fierce。

这与Fierce采访的多位中国生物科技公司CEO表达的看法一致：美国同行已经在交易中占得先机。在他们看来，倘若双边关系持续恶化，双方都会承受损失，但美方遭受的冲击会更为突出。

客观来看，中国药物早期研发相较西方同行，天然具备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结构性优势。

以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为例，Evaluate 数据显示，美国单例受试者的试验平均成本约29.6万美元，而中国约为16.5万美元，成本降幅达44%。高尔就此解读：“这正是中国创新资产持续流向西方市场的根本原因。”

行业正在涌现一项新趋势：海外买方愈发倾向收购企业的平台技术，而非单一候选药物。对买方而言，平台技术意味着一笔投入可以撬动多条研发管线，获得更多成功机会。

Evaluate的监测数据表明，如今平台技术类授权交易的交易规模，已是过往普通单一资产授权项目的三倍左右。高尔打比方说道：“美国买家已经从单点主菜，升级为直接选购全套套餐。”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中国药企交易的首付款正大幅攀升。Evaluate数据显示，平均首付款已从2022年的约5200万美元，上涨至2026年初的1.72亿美元。

图片来源：Evaluate

与此同时，中国药企的谈判议价能力也今非昔比。王宜解释说，如今跨境合作已经进入 “地位对等、贸易平等” 的新阶段，中国企业在谈判当中不再轻易做出妥协。

娄实也提到，如今处于疫情后期那种“生死攸关”融资困境的药企已经减少。叠加中国企业可以更快、更低成本开展临床试验，手握能够佐证管线价值的完备数据，底气更加充足。在娄实看来，首付款水涨船高，也代表国际买方逐步认可中国资产的公允市场价值。

虽说融资环境有所回暖，但中国药企依旧把管线融资视作核心要务。受访CEO表示，地缘政治局势正在会影响二级市场。已有媒体报道，随着中国监管机构加大对境外投资的审查力度，IPO已出现积压。

地缘局势紧张，也重塑了跨境交易双方的交易模式。

高尔介绍，美国买方会进一步深挖早期试验数据，在协议中增设退出条款，同时布局中国境外或者双源并行的生产供应链。而中方授权方则争取更高首付款，积极开拓欧洲、中东、东南亚市场，避免一旦美国出台限制政策，自家研发资产陷入停滞。

行业转向平台合作、联合开发模式，也是中方掌握更多主动权的体现。高尔解释，这类覆盖面更广的合作，让美国大型药企能够深度参与药物早期研发，把风险分散到整个资产组合，而非孤注一掷押注单个分子。

娄实感慨道：“现在交易双方都极度厌恶风险。” 受地缘冲突等因素影响，他已经暂缓创立第二家生物科技公司的计划。

杰富瑞亚洲医疗研究主管Cui Cui表示，“将中国视为美国生物科技领导地位的重大威胁为时过早”。

Cui告诉Fierce，投资机构认为，常规的中美生物科技合作，国家安全层面的风险十分有限；临床试验以及敏感患者数据，大多由美国合作方主导开展和管理，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并不参与其中。

“双方都在提高审查门槛，但这无法阻断创新资产的跨境流通。我们只需要恪守法律，行事更加审慎即可。”王宜总结道。

‘Money has spoken’: Why Chinese biotech CEOs tell Fierce they’re unfazed about rising US tensions（Fie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