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花渐欲迷人眼：GLP-1类药物的减重数据为何要看中国基线

「别的药能减重20%以上，为什么这个药只有18%？」

这是很多医生和患者看到减重临床研究后的第一反应。

然而，看似简单的数字比较，往往隐藏着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即这些研究中的患者，真的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吗？

事实是，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还没有一项头对头试验，把两款主流GLP-1RA类减重药物放在同一批中国患者身上直接比较。当我们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欧美重度肥胖人群和中国中度肥胖人群的减重百分比时，这把尺子本身，可能已经带了偏见。

横比之前：

为什么中国肥胖人群需要自己的评价坐标？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超重和肥胖患病率大幅攀升，成人超重及肥胖率已从2018年的50.7%升至2023年的56.9%，预计到2035年将进一步攀升至72.2%（估算约8.65亿人）^[1,2]。要理解这一庞大人群的减重数据，首先要理解其独特画像。

1.膳食结构存在差异

中国传统膳食以精制谷物为主食，进餐节律、餐次分布及烹饪方式与西方人群存在差异。已有研究提示，膳食结构、宏量营养素比例及进餐模式可显著影响体内GLP-1等肠促胰素的餐后分泌水平，此类差异或进一步形成不同的人群代谢背景^[3]。

2.体型结构存在差异

《iCARDIO 联盟肥胖管理全球实施指南》指出，亚裔人群（包括中国）的BMI较欧美人群平均低约2-3 kg/m² ^[4]。同时，中国人群腹型肥胖问题更为突出，BMI≥28 kg/m²人群中腹型肥胖占比高达87.8% ^[5]。这种「BMI偏低、腹型肥胖占比更高」的体型特征，也决定了诊断切点难以简单套用国际标准：我国现行标准已将超重、肥胖分别定为BMI≥24和≥28 kg/m²，低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BMI≥25和≥30 kg/m² ^[6,7]。

而2026年美国糖尿病协会（ADA）发布的《超重和肥胖诊疗标准》指南进一步收窄了亚裔BMI及腰围诊断切点，印证了亚洲人群应建立区别于欧美人群的肥胖评价标准^[8]。

WC：腰围；WHtR：腰围身高比

表1 2026 ADA指南：

非妊娠成人脂肪过多筛查及超重与肥胖诊断标准^[8]

3.代谢风险特征存在差异

肥胖人群面临多种慢性并发症，包括糖代谢异常、血脂异常、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9]。而在相同BMI水平下，中国人群代谢紊乱程度显著高于欧美人群^[10]。近九成中国肥胖患者、逾七成超重患者至少合并1种代谢相关并发症^[5]。

这些流行病学和代谢学特征，共同构成了中国肥胖患者独特的人群画像，也决定了我国减重药物临床研究需要建立符合本土特点的评价体系。

被掩盖的起跑线差异：

横比需考量的五个基线维度

既然中国肥胖人群具有独特的人群画像，其减重疗效评价也不能简单照搬全球研究。

这一点，在常见GLP-1RA类药物研究中已有体现。例如，司美格鲁肽STEP 7中国人群研究平均减重12.1%，低于全球STEP 1研究的14.9% ^[11,12]；替尔泊肽SURMOUNT-CN平均减重19.9%，略低于全球SURMOUNT-1研究的20.9% ^[13,14]。

单从数字看，似乎中国人群疗效更弱。然而可以看到，基线BMI、性别构成及随访时长在两组药物上均呈现一致的系统性差异，STEP 7还额外纳入了部分合并二型糖尿病的受试者（表2）^[11-14]。因此，起跑线不同，终点自然难以直接类比。而真正有意义的横向参照，至少需要在以下五个维度上对齐：

表2 GLP-1RA类药物全球III期研究与中国人群研究基线特征^[11-14]

维度1：基线BMI是否对齐

基线肥胖程度直接决定可减重的空间。一项Meta回归显示，基线BMI每增加1 kg/m²，体重降幅增加约0.78 kg，腰围降幅增加约0.58 cm（P<0.01）^[15]。这意味着以体重百分比降幅进行跨研究比较时，基线BMI偏低的中国人群天然处于不利位置。

维度2：性别构成是否可比

性别是影响GLP-1RA类药物减重疗效的关键因素。一项Meta分析显示，男性占比每增加1%，体重下降幅度减少约0.09 kg（P<0.01）^[15]。这提示不同研究中女性占比的不同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动整体数据的方向。

维度3：是否合并糖尿病

血糖越紊乱，体重反应通常越受抑制。研究揭示，未合并糖尿病患者的体重、BMI及腰围下降幅度均显著高于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相反，基线HbA1c每升高1%，体重降幅减少约2.4 kg（P<0.01）^[15]，提示GLP-1RA类药物在非糖尿病人群中的减重效果显著优于糖尿病人群。因此，基线是否纳入糖尿病患者即可导致最终疗效估计出现偏移。

维度4：其他合并症负担特征是否相当

在真实世界中，超重/肥胖患者常伴随高血压、高尿酸血症、脂肪肝等代谢异常^[9]。这些指标反映了受试者不同的代谢基础，不同代谢异常谱亦可能进一步增加研究间的异质性。

维度5：治疗时长是否一致

减重是一个持续爬坡的过程。研究表明，随访>1年的平均减重效果显著优于随访不足1年的研究，且治疗时间每延长1周，减重幅度增加约0.1kg ^[15]。因此，若直接比较30-40周与56-72周随访的数据，本质上比较的是不同治疗阶段，而非药物真实疗效。

用中国基线，重新理解减重数据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临床决策所需要的本土证据基础正在逐步建立。近年来，包括GLP-1单靶点、GLP-1/ GIP双靶点在内的多款减重药物，均已在中国人群中独立完成Ⅲ期注册研究。其中，瑞普泊肽是一款恒瑞医药自主研发的全新GLP-1/GIP双受体激动剂，建立了完整的中国人群Ⅲ期临床研究证据^[16,17]，为中国肥胖症患者的临床管理提供了高质量本土化循证证据，也为临床开展更加科学的疗效评价提供了数据基础。

回看其关键Ⅲ期研究GEMINI-1 ^[17]中的基础基线特征。在诊断标准上，入组人群为BMI≥28 kg/m²，或BMI≥24 kg/m²且伴至少1项体重相关合并症的中国成人，采用的正是中国临床指南认可的本土诊断标准。人群构成上，女性占比约一半，贴合中国肥胖人群的真实性别分布特征；观察时长上，各剂量组在治疗第48周时体重降幅均仍未达到平台期，提示减重效果有望继续提升。

下一期文章，我们将以目前国内已上市或即将上市的GLP-1类减重药物为例，围绕减重疗效这一最受关注的指标，对各项中国Ⅲ期临床研究进行系统梳理，进一步探讨不同减重幅度的临床意义。只有回到证据本身，在充分理解人群特征与研究背景差异的基础上，才能更加科学地评价减重治疗带来的真实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