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研发选择长期主义：阿斯利康如何用OS数据构筑竞争护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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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多活一天，就是给家人多一份希望。”这句朴素的话语道出了无数患者的心声，他们渴望的不仅仅是短暂的肿瘤缩小，而是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存延长。

近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2025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上，阿斯利康公布了其III期FLAURA2研究的最新数据，再次刷新了EGFR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生存获益记录。

对晚期肺癌患者而言，“活得更久”始终是核心诉求，而OS作为直接反映生存延长的“金标准”^【1】，在FLAURA2研究中展现出了其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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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升级，治疗理念回归

在医药行业，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反摩尔定律”（Eroom’s Law），最早由Sanford Bernstein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2012年发表并提出^【²^】。他们发现，自1950年至2010年，新药研发成本呈指数级增长，每九年翻一番，而每10亿美元投入产出的新药数量每九年减少一半。

针对这一现象，学术界提出了多项解释假设。较为出名的有“低垂果实假设”，即容易开发的药物已被优先发现。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从小分子，到抗体药物，再到ADC，分子复杂性显著升高，对应的药物开发难度也随之增加。

药物开发慢了，最先等不起的一定是患者。因此长期以来，药品监管机构（如FDA）广泛接受无进展生存期（PFS）、客观缓解率（ORR）等替代终点作为肿瘤药物加速批准的证据。虽然这些终点能快速验证药物的初步效果，但其与OS的关联尚未完全确立。

近年来，随着临床证据积累，越来越多案例表明，替代终点改善未必都能转化为OS获益，甚至因不良反应或后续治疗受限，反而影响患者长期生存。有数据统计，1999~2022年，美国FDA共批准78款肿瘤相关药物，涉及111个肿瘤相关适应证，其中有17款药物（22个适应证）已撤市^【³^】。

2022-2023年间，多款PI3K抑制剂药物因安全性问题被FDA集中撤市或撤适应症，更是让彼时的ORR数据一度被业内戏称为“空头支票”。时至今日，FDA肿瘤卓越中心最新发布的《肿瘤临床试验中OS评估方法指南草案》首次系统性规范了，OS在随机对照试验中的统计设计与监管考量。

该草案强调，无论OS是否作为主要终点，药企均需在试验设计阶段明确OS数据收集与分析计划，以支持药物安全性及疗效评价。与此同时，草案的发布伴随着CBER主任Vinay Prasad的回归。这位中心主任曾公开反对过度依赖替代终点，认为使用替代终点加速批准药物，是以患者治疗的不确定性作为代价^【4】。

2021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发布的《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中也指出：对于肿瘤药物，提高疗效和延长患者生存时间仍然是当下追求的主要目标，因此通常会选择可反映生存获益的临床终点，如OS^【5】。

在此背景下，FLAURA2所呈现的OS优势不仅具有临床意义，也契合监管与患者群体对真实生存获益的迫切期待。

肺癌患者的生存困境

中国是全球肺癌疾病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2022年我国肺癌新发病例超过106万，死亡病例数超过73万，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位居所有恶性肿瘤首位。而从全球范围看，肺癌也已连续十年高居癌症死亡原因第一位。

面对这一严峻挑战，临床医生与医药科研人员始终不断努力。过去二十年来，肺癌治疗方式实现了从传统手术、放化疗到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重要跨越。随着EGFR、ALK等驱动基因的TKI，以及抗PD-1/PD-L1抗体等创新药物的出现，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时间。

然而现实依然严峻，尤其对于晚期或发生耐药的患者，治疗选择有限、五年生存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数据显示，I期肺癌患者术后五年生存率可达92%，而一旦进展到IV期，生存率就会急剧下降至0-13%^【⁶^】。提升晚期肺癌患者的长期生存，成为当前最迫切的医疗需求之一。

在这一背景下，“联合治疗”逐渐成为突破疗效瓶颈的重要策略。多项III期临床研究，如探索靶向联合化疗的FLAURA2、PAPILLON，以及免疫联合抗血管和化疗的IMpower150、ORIENT-31等，试图通过“多药加法”提升应答深度与持续时间。

但联合治疗并非总能成功转化为临床实践中的优选方案。在统计了上述15项已发表的联合治疗研究后发现，仅12项获NCCN/CSCO指南推荐，其中更只有2项被列为“优先推荐，提示这一策略仍面临疗效与风险平衡的复杂挑战。

FLAURA2研究的成功，不仅印证了奥希替尼联合化疗的潜力，也为行业指明方向：联合治疗仍是未来肺癌治疗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尽管OS数据收集需3年以上的长期随访，成本上升约30%以上，但阿斯利康始终选择用最严苛的临床证据，为患者争取每一分生存时间。

构建肺癌患者“生命链”

阿斯利康的破局之道，正在于构建覆盖肺癌全病程的”生命链”。

阿斯利康全球高级副总裁、全球研发中国负责人何静博士表示：“阿斯利康致力于通过构建全面的研发管线，为更多患者带去改变生命的药物。‘全面’也分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从肿瘤的作用机制实现全覆盖，例如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等。第二个‘全面’则是对新治疗模式的拥抱。以肺癌为例，阿斯利康从EGFR突变型的非小细胞肺癌作为引领拓展至免疫治疗、ADC等创新方案，且疗法覆盖从后线到围手术期。通过创新，阿斯利康持续引领肺癌领域的诊疗变革。”

2024年初，阿斯利康在其业绩发布会上提出了愿景：“2030年，公司产品覆盖超半数肺癌患者”。这并非空谈，阿斯利康是目前全球少有的，在肺癌治疗领域同时拥有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及ADC三大商业化产品的药企。

在EGFR-TKI领域，奥希替尼作为全球首个三代EGFR-TKI，不仅多次登顶《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其适应症也已覆盖从早期辅助至晚期一、二线治疗，几乎贯穿了EGFR突变NSCLC患者的全病程管理；

免疫治疗方面，阿斯利康不仅拥有度伐利尤单抗等成熟产品，还布局了volrustomig（PD-1/CTLA-4双抗）、Rilvegostomig（PD-1/TIGIT双抗）等新一代免疫药物；

ADC管线中，则是以TROP2靶点药物德达博妥单抗为代表，该药物已于今年6月获FDA加速批准用于经治EGFR突变NSCLC。目前，阿斯利康围绕该药开展了多项全球III期联合治疗方案研究，如TROPION-Lung14、15等。

总而言之，阿斯利康正通过‌多维度协同战略‌整合肺癌产品线，覆盖EGFR突变、PD-L1阳性、罕见靶点、小细胞肺癌等细分人群，并贯穿早期至晚期全病程管理。

阿斯利康中国肿瘤业务总经理关冬梅女士表示：“一直以来，阿斯利康聚焦于疾病负担重、临床需求未被满足的重点疾病领域进行纵深发展，在持续创新引入创新治疗方案的同时，也积极中国的本土创新企业合作——在过去几年时间里，阿斯利康通过与本土创新的合作，将中国新带去全球，惠及全球更多患者，期待实现共同健康的目标。”

此外，阿斯利康积极与中国创新药企达成战略合作。自“肺癌靶向联合科研合作专项”启动以来，已有20余家本土制药公司提出申请。今年4月，阿斯利康宣布与石药集团、映恩生物和银珠医药三家本土生物医药公司正式签署临床研究合作协议，探索奥希替尼与不同药物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领域联合治疗的潜力。

这不仅仅是为了开展联合研究，背后还暗藏着阿斯利康打造全链条创新生态圈，实现共同健康的目标。

结语

目前中国的肺癌患者五年生存率已经接近30%，但距离46.6%的总目标还有差距。如果肺癌的五年生存率提升，将会很大程度上助力健康中国2030的肿瘤五年总生存率46.6%的目标达成。

未来5年内，阿斯利康预计还将有多个肺癌相关适应症获批上市：截止2028年，公司将有16个LC相关新适应症在中国上市，持续以多元化创新领军肺癌诊疗变革，并致力于携手多方推动共同健康。

诚如所言，“科学，不应止步于延长生命，更应点亮生命。”而OS，恰恰是这一切最真实的注脚。

参考资料：

1.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2022.

2.The concept of “Eroom ‘s Law”, that’s”‘Moore’s Law” spelled backwards , refers toProcesses that are gettng steadily slower andmore difficult with time.

3.Preziosi AJ, Priefer R. Oncology’s trial and error: Analysis of the FDA withdrawn accelerated approvals. Life Sci. 2024 Apr 4:122615. doi: 10.1016/j.lfs.2024.122615.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38582392.

4.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71-025-01007-z

5.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ef7bfde96c769308ad080bb7ab2f538e

6.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688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