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Biotech CEO对中国生物医药发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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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core中国生物科技峰会（图片来源：Sheila Mikhail领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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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24日，星期日，药时代分享了一篇名为《一位美国投行创始人/CEO亚洲之行的感受》的文章，讲述了Geoff Meyerson先生对中日两国生物医药体系的观察与见解，文中提及“中国具有交易价值的药企有很多，并非只有恒瑞”这一观点，犹如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行业对本土创新药企价值重估的涟漪。

回望过去十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完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蝶变，从仿制药生产国蜕变为全球创新药研发热土。一批以百济神州、信达生物为代表“新贵”涌现，率先尝到了创新药红利；而以恒瑞医药，石药集团为代表的传统药企纷纷转型，在创新药赛道上弯道超车。根据清华大学团队报告，2015-2024年间，中国在首批创新药中的比例稳步上升；2021年超过日本欧洲，成为首批第二大地区；2024年，该比例已接近美国。

在这场全球生物医药产业的重构浪潮中，M34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Sheila Mikhail的观察颇具启示。她同时担任生物技术创新组织（BIO）及基因疗法公司Verve Therapeutics的董事，在参与Evercore中国生物科技峰会后，分享了她对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洞见。

Sheila Mikhail（图片来源：ncbiotech官网）

Sheila Mikhail的职业生涯始于担任生物科技企业的法律顾问，随后与遗传学家、发明家Jude Samulski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攻克罕见遗传病。在担任双方首个合作项目Bamboo Therapeutics的首席执行官期间，Mikhail成功为公司融资5000万美元，并领导企业完成了首次并购，被辉瑞以8.4亿美元收购。在另一家她与Samulski联合创立的AskBio公司担任CEO时，她不仅完成了2.35亿美元的融资，推动六个研发项目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还在西班牙建立了生物制造基地，将团队规模扩展至800人，最终引领公司被拜耳以40亿美元收购。

接连的成功并未让Mikhail停下脚步。她又联合创办了两家Biotech：Jurata Thin Film以及最新成立的M34（专注神经系统疾病基因疗法研发）。同时，为支持儿童超罕见遗传适应症基因治疗的持续发展，她还联合创立了哥伦布儿童基金会并担任执行董事。

那么，她眼中的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如何？药时代团队对其发言进行了简单的翻译，现在向广大朋友们推荐，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阅读英文原文，了解详情。

药时代观点：首先，有几组数据可以作为佐证。一是2024年中国企业原研创新药数量达704款，首次超越美国；二是全球临床试验数量中国以7100项对美国的6000项实现反超；三是全球大药企从中国创新药企业引进创新药的交易（首付款0.5亿美金以上）占比从2018年、2019年的0%迅速提升到了2024年的27%，至今年5月，该比例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2%。

这种转型并非偶然，除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与战略引导，人才红利与知识回流也尤为重要（这点Geoff Meyerson也曾在文中指出）。具备了上述两种条件后，资本市场（如VC/PE）对生物医药呈现开放态度，甚至是热情高涨，有数据统计过去十年，中国生物制药领域在一级市场融资中吸引了超过4184亿元人民币。2021年融资达到峰值，共完成811笔融资事件，融资总额达1034亿元人民币，这为研发周期长、高风险的生物医药企业提供了“充足弹药”，也为药企从“me-too”向“me-better”甚至“first-in-class”进军奠定了基础。

药时代观点：Mikhail女士观察到的应该是，中国对细胞疗法采用的双轨制监管模式。该模式，即同时存在药品监管路径（由国家药监局负责）和医疗技术监管路径（由国家卫健委负责）。双轨制的好处是IIT允许早期探索性研究，加速临床和医学发现。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第⼆季度，CDE共受理了765份CGT产品新药研究（IND）申请，其中CAR-T细胞疗法、干细胞疗法和基因疗法占大多数。

但这样的机制仍面临一些挑战，如研究规范性不足、数据管理和应用机制不完善等。在上述765份IND申请中，553份已获得批准，余下214份未通过。拒批常见因素包括科学依据不充分以及现有药物或非临床数据不足等，这就是小规模研究带来的“试错成本降低”。此外，极低的试错成本与高速度可能导致资源过度集中在某些热门靶点或技术上，如CAR-T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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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扶持

3、中国政府为初创企业提供大量资源支持，极大加速了新药研发进程。

药时代观点：自“十四五”规划将“突破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纳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提出建设国际一流生物医药产业高地以来，地方生物医药产业的招商引资被按下快进键，抢项目、争人才、砸资金屡见不鲜。北京发布《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提出32项举措，并构建了500亿元规模的医药健康产业基金，联动市级200亿元、区级100亿元两级生物医药投资基金，以吸引社会资本超100亿元，重点支持早期创新企业；上海目标是到2027年生物医药产业规模突破5000亿元，并培育出1至2家百亿级规模的创新药企……

此外，各地政府还依托地方产业基金税收减免和人才补贴等政策，实现低成本扩张，同时举办创新创业大赛选拔真正创新药企，精准扶持。

药时代观点：这点Geoff Meyerson也曾在文中指出。据Nature的一篇报道显示，美国新药研发平均成本约26亿美元而中国仅需1/3至1/2的成本即可完成相同阶段的试验。导致这一现象的核心原因有三：一是人力成本低，中国科研人员薪资约为美国的30%-50%；二是供应链成本低，中国具有完整且成熟的化工和生物医药原料供应连体系，本土采购成本远低于国际进口；三是临床开发成本低：中国拥有庞大且集中的患者群体，临床招募效率高，研究者费用与医院费用均低于美国。

但“效率”这个词需要拆开看。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开发效率” 上，而非绝对意义上的 “创新效率”。

药时代观点：“内卷”并非中国生物医药特有，但关于我国“内卷现状”，孙飘扬曾在采访中给出明确答案。内卷问题贯穿于创新药研发、临床和上市整个链条。首先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其次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不足，再次是行业处于买方市场。

具体而言，就是本土药企存在“Fast-Follower”的战略惯性，路径清晰、风险可控加上资本驱动、人才和知识的集中性，有此现状实属合理。当然，这也导致了Mikhail女士说现象的出现，如何甄选最优标的成为投资者一大难题，且“内卷”格局下还将导致估值体系混乱，GLP-1定价就是眼前的案例，更为严重的是退出不确定性增加，毕竟药物一旦上了临床，越往后期越难终止，损失也会更大。

药时代观点：这两个观点可以合并看待。近年来，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中国创新药出海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一夜造富的神话背后，其实还有药企的无奈：国内方面二级市场遇冷、同质化竞争、国谈集采以量换价、地缘政治影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跨境资本的流动）等等。多重困境倒逼中国药企优先选择战略合作伙伴模式，通过对外授权协议、Newco等方式利用跨国伙伴的研发基础设施和商业化网络，加速开发时间线，同时通过外部资本优化资产估值。

至于Mikhail女士提到的终极目标，本质是由中国药企退出路径的单一性所致。目前本土药企退出的主要方式依旧是IPO，并购退出也主要集中在传统药企或有成熟产品的标的，S交易（老股转让）、回购等方式尚未形成成熟市场，导致部门药企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仍是“如何活下去”。

面对这一困境，国家层面已推出全链条支持政策，投融资金额出现触底回升趋。此外，随着A股未盈利企业的上市放开也将更多资金引流，一、二级市场投融资皆情况逐渐有所回暖。并购方面，“国家队”正式下场救火：上海生物医药并购基金收购康华生物；华润三九与博瑞医药达成BD合作；中国生物收购派林生物等，上述措施无不体现了国家持续“托举”生物医药产业的决心。

故全球化虽是中国药企的必经之路，但出路不应仅限于被跨国药企收购。未来仍需加强政策扶持与企业自身能力建设，减少对外部体系的依赖，真正提升本土药企的核心竞争力。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药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