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能否扑灭ADC投资热潮？

历经2024年第一季度一系列风波后，部分西方国家与中国在ADC研发领域的合作前景，正变得扑朔迷离。

期间，随着药明康德宣布退出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组织（BIO）后，形势不容乐观。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也开始审议旨在所谓“使美国生物医药研发与中国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企业“保持距离”的《BIOSECURE法案》。

尽管中美之间存在这些高关注度的紧张关系，但美国生物医药产业却愈发倾向于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发ADC市场，预计到2028年，该市场规模将达到近300亿美元。

GlobalData今年1月份的一份报告显示，2019年至2023年间，在中国达成的与肿瘤相关的战略联盟和合作项目共487项，其中涉及ADC的比例在此期间显著增长，约占去年合作项目的近四分之一。

曾任信达生物ADC生物学执行总监、现于华盛顿特区开设咨询公司的Dowdy Jackson表示，美国药企之所以选择在中国进行ADC开发，是因为中国合作伙伴行动迅速且成本仅为美国和其他西方机构的一小部分。“我不认为这种趋势会在短期内放缓。”Jackson在接受BioSpace采访时说道。（今年3月，Jackson在LinkedIn发帖表示，信达生物决定解雇在马里兰州Rockville的研发团队，不幸的是他是其中之一。）

政治走向将如何影响这一趋势还有待观察。礼来公司旗下Loxo Oncology部门总裁Jake Van Naarden表示，公司并未感受到直接的压力要求从中国撤资。“我们在这一点上非常谨慎”，Van Naarden告诉BioSpace，“很多东西放在政治层面上会被广泛讨论，但最后不一定付诸实施，所以我认为在事情尘埃落定之前，我们必须审慎对待自己的反应程度。”

他还指出，几乎所有的大型药企都在中国建立了合同关系，并警告不应因噎废食，通过切断中美在ADC及其他药物开发方面的合作而“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这意味着不能因为个别问题而彻底放弃两国在相关领域原本互利的合作机会。

近期，Evaluate在一份报告中将ADC称为“肿瘤学最热门领域”，以辉瑞斥资430亿美元收购Seagen作为例证，而该领域的诸多活动均涉及到了中国药企。

包括，罗氏以近10亿美元总交易金额引进宜联生物YL211（c-MET ADC）全球权益；BioNTech以16.7亿美元总交易金额引进映恩生物2款ADC（DB-1303及DB-1311）海外权益，后续双方拓展合作，印度GlobalData的分析师Nelluri Geetha在接受BioSpace邮件采访时表示。（2023年本土单笔BD交易金额位居首位是百利天恒与BMS的Deal，总交易额达84亿美元）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针对《BIOSECURE法案》的行动也有所增加。据美国众议院中美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介绍，该法案是由两党共同提交的，旨在避免资助“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对手生物科技公司”。（莫须有，可谓是“拙劣”的政治手段）

上月初，参议院委员会已投票决定推进该法案，一旦通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及其他联邦资金来源将不得支持被认为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公司所参与的伙伴关系。

目前，参议院尚未确定审议该法案的具体日期。另一方面，众议院版的相关立法仍在特别委员会等待审议，而该法案的联署发起人之一，众议员Rep. Mike Gallagher将于4月19日辞去国会职务。（此次离职，比正常换届早了7个月）

3月5日，Gallagher致函司法部长Merrick Garland，指责BIO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利益”并提出了“担忧其在为药明康德游说时充当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一周之内，药明康德便宣布退出BIO，而BIO则公开表示支持《BIOSECURE法案》。

而BIO并未回应BioSpace的置评请求。

封面图来源：Bio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