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标志物，欧美药监鼓励业界尽早开发，合作共享

提前考虑确证性证据

转化科学（Translational science），包括生物标志物和替代终点，在整个药物开发和监管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然而，缺乏足够的规划和预先考虑可能事倍功半。

FDA新药办公室主任Peter Stein讨论了生物标志物和替代终点在该机构疗效标准的实质性证据背景下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该标准允许使用单一的充分、控制良好的试验和确证性证据作为批准的基础。Stein表示，用作确证性证据的药效学或机理信息必须是可靠的，且使用的生物标志物必须是易于理解的。此外，还必须充分了解生物标志物与重要临床结果之间的关系。“申办者通常专注于设计充分、控制良好的试验，讨论往往都集中在单一试验的设计上，而对该试验所需的确证性证据的讨论则相对有限。”因此，有必要在药物开发项目的早期规划确证性证据。对拟议的生物标志物或其他机理证据的分析和临床支持的工作应尽早开始，并加大资源投入。“需要强调的是，与FDA各部门会面，讨论单一试验的情况下有哪些确证性证据，这一点很重要。”

生物标志物开发“跑道”

Koneksa Health公司的John Wagner表示，申办者需要一条“跑道”来开发和验证生物标志物。一种新的生物标志物需要提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开始研究，“在早期临床开发中，生物标志物的使用实际上取决于申办者。如果证据达到了申办者要求的可信度，其可能会用于该临床研究。之后更像是与监管机构的对话，这也需要那条‘长跑道’，确保一切都提前做好。”生物标志物的后期开发使用，“无论是用于确证性证据或决策制定的生物标志物，还是替代终点，都需要确保其在分析上有效，并且临床有效。”生物标志物的开发和验证虽面临挑战但前景远大，药企巨头也在联手加快生物标志物检测的开发和应用。

早期参与

Wagner和其他小组成员列举了在药物开发中使用生物标志物和其他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方法的几个关键因素：早期参与、伙伴关系和透明度。“早期参与的概念很重要，它指的是创新者方面的早期参与，无论是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还是学术界或工业界，早期参与都很重要，因为开发生物标志物的时间总是比预期的要长。”

几位FDA官员强调，FDA愿意并希望在项目早期与申办者合作，讨论生物标志物的开发。血液系统恶性肿瘤II部主任Nicole Gormley表示，申办者通常不愿意尽早与FDA讨论生物标志物，但即使是初期阶段，FDA及其审查部门也可以从监管的角度提供意见和指导。

伙伴关系、数据共享和透明度

许多小组成员表示，需要竞争前的合作来推动生物标志物的开发。糖尿病、脂质紊乱和肥胖部治疗学副主任Patrick Archdeacon表示，这种竞争前合作不仅仅是共享财政资源，还涉及到在不同试验中分享和汇集数据，通常是潜在竞争对手之间。在建立合作关系方面，重要的是努力找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同点和共同优先事项。癌症研究之友（FOCR）目前正在促进一项合作，从多个临床试验中收集数据，以确定循环肿瘤DNA（即ctDNA，一种血液生物标志物）是否能够准确预测癌症治疗的效果。然而，许多组织设计试验时，其目标并不是最终汇总和验证某种生物标志物。专家表示，这种合作和数据共享并非易事，谈判可能会面对法律或隐私问题。此外，专家还提到了与患者和社区建立牢固联系的重要性，其可以帮助发现和验证生物标志物以及注册临床试验。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限制了收集与处理个人信息的权限，对保护受试者的个人数据有严格的要求，并确保数据仅以征得同意的方式使用。但是数据隐私法规不应是进行临床试验的障碍，重要的是如何以更务实的方式处理GDPR。此外，欧盟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以协调不同成员国更好的实施GDPR来进行国际研究。伦敦大学教授Henrik Zetterberg表示，“我相信在GDPR的背景下，获取数据和数据共享将会变得更加容易。”

Wagner和其他小组成员还提议，“我们可以做的是促进药物开发中转化科学的发展，并且有关转化科学的发现需要更多地公布，无论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分享失败的信息或最终没有成功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种信息应该和成功故事一样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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