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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欧洲正在全球医药投资与临床试验竞赛中系统性落后于美国和中国。而它向创新者传递的信号，已经冷峻得近乎残忍，“你的付出，欧洲并不在乎。”
从领跑者到追赶者
1990年，欧洲占据全球制药研发份额的43%，是无可争议的行业中心。欧洲向世界带来了疫苗，开创了心脏病治疗方法，并为当今癌症治疗奠定了基础，彻底改变了公共卫生。
三十余年后，这一数字已滑落至31%，且仍在持续下跌。更具冲击力的对比来自商业临床试验：过去十年间，欧洲的份额从约20%腰斩至9%，中国则在同一时期完成了对欧洲的超越。
审批与准入环节的落差同样触目惊心。约40%的新获批疗法未进入欧洲市场；即便能够上市，患者平均等待时间接近600天。IQVIA为欧洲制药工业协会联合会编制的数据显示，FDA获批新药同步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的比例，从2021年的77%骤降至2025年的38%。这意味着超过六成的美国新药在短期内不会出现在欧洲药房。
资金流向是竞争力的晴雨表。仅过去两年，美国和中国的制药投资承诺合计超过6000亿美元。欧洲在药品上的支出仅占GDP的1%，而美国为2%，中国为1.8%。
诊断“病因”：内忧外患
九位董事长在信中给出了病因诊断：数十年来，欧洲将药品视为需要压制的成本，而非值得进行的战略投资。过时的报销体系限制创新药物的使用，预算上限缺乏合理依据，支出调整滞后于通胀和患者需求。
这一判断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上世纪90年代起，西欧各国政府为控制不断膨胀的医疗开支，普遍对处方药实施价格管制。政策压力下，欧洲药企开始将研发活动向外转移，美国的市场化定价体系成为更具吸引力的目的地。这种以控价换可及的策略在短期内降低了财政负担，却在长期侵蚀了产业根基。
荷兰医疗律师Ron Lanton的观察切中要害：“欧洲的制药竞争力问题不仅仅是研发资金的问题。企业在决定将资本投向何处时，考量的是从临床试验到报销及患者可及性的整个路径。”当这条路径在欧洲日益拥堵且回报不确定时，资本自然会流向规则更清晰、回报更可预期的市场。
如果说欧洲自身的控价政策是慢性隐患，那么美国近年推行的“最惠国药品定价”政策则构成了急性冲击。该政策试图将美国药价与欧洲等参考市场的最低价格对齐，直接动摇了跨国药企的全球定价逻辑。
冲突的焦点落在西班牙。西班牙众议院卫生委员会以33:1的压倒性投票结果通过立法，将本国药品政府采购价格正式划入保密范围，禁止对外披露。
作为美国“最惠国”政策重点对标的低价参考市场，西班牙面临一个无解的两难：若公开真实采购价格，这一低价将被美国医保谈判直接引用为对标基准，药企在美国市场的营收将遭受系统性压缩；若放弃西班牙市场，则意味着主动退出欧洲核心阵地。这种进退维谷的处境，正在从根基上撕裂欧美运行数十年的跨大西洋医药协作体系。
裂痕已从政策层面蔓延至企业行动。阿斯利康选择了一条双面下注的策略：一方面承诺在美投资500亿美元并接受部分药品降价以换取关税豁免，另一方面在中国追加150亿美元布局细胞治疗。
这种对冲策略对于大型跨国药企尚可操作，但绝大多数中小型生物科技公司不具备这种腾挪空间。Insmed旗下药物Brinsupri在欧洲获批近一年仍未上市，其高管坦言“我们没有跨国药企的议价筹码”。
应将现代药物作为战略资产
九位董事长在信末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框架：现代药物应像国防或能源一样，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
欧洲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The Draghi Report早在2024年就曾警告制药等战略行业面临“缓慢衰退的痛苦”。欧盟层面的临床试验加速、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等建议也已被反复讨论。
但正如公开信所强调的，仅靠欧盟的行动是不够的。决定性杠杆掌握在国家政府手中：投入多少医疗预算，新药评估和资金投入的速度，以及如何现代化医疗以更好地预防、检测和治疗疾病。
欧洲的选择窗口正在收窄。若不能重新平衡数十年来的创新药物投资不足，并现代化价值评估框架以反映治疗对患者、医疗体系和经济的整体价值，机会将继续流向大西洋彼岸和东方。仅在临床试验领域，弥合与中美差距即可为欧洲释放530亿欧元产值和8.2万个就业岗位。
这封公开信的真正分量，在于它出自欧洲最具全球竞争力的制药企业掌门人之手。他们没有选择沉默或悄然转移，而是公开警告，欧洲正在失去的，不仅是投资，更是定义下一代医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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