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VI前主编: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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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白云中 药时代授权转载

JVI前主编: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近日Journal of Virology发表了一种新的文章类型——《人物传记》。这种新的文章类型旨在记录主要病毒学家的职业,成就和贡献,以及他们走过的职业道路。本系列的第一篇来自Journal of Virology的前主编Lynn Enquist,以及他漫长而曲折的经历。

 

JVI前主编: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有时,当我的学生和同事寻求职业建议时,我经常停下来思考自己职业道路上的变化。我如何成为现在的我有什么有用的信息与他人分享吗?
 
一方面,我们都是独特的个体,当前的环境与我经历过的环境明显不同。另一方面,从我的经验发现:不能事先准确地规划出一条职业道路。随机性,噪音以及时间和地点的要素发挥着核心作用。
 
尽管您在所选领域有能力,路径的轨迹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在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世界中成长时,您的知识库总是会不断变化。我自己的经验是,决策的时刻很少被规定,而似乎只是出现。也许最重要的教训是,大多数事情很少按计划进行。事后看来,正是这种复杂的路径和过程使我得以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早期的日子

 

我于1945年出生于科罗拉多州丹佛。我母亲是一名护士,父亲是退伍军人。我中学生物化学老师Darrell Pribyl让我对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63年,我去了南达科他州立大学。我的细菌学系主任引发了我潜在的生物学兴趣,并说服我从事细菌学专业。我在南达科他州立大学获得Woodrow Wilson国家奖学金,并顺利进入研究生院开始我的职业生涯,当时的我对未来产生极大的兴趣。

 

 

博士与博士后训练

 

我受邀参加了1966年美国微生物学会(ASM)北中央分会。在会议上,我做了10分钟的演讲。这次会议让我感到自己在一个由众多杰出的项目和科学家组成的海洋中非常渺小。我听了S. Gaylen Bradley的演讲,内容涉及利用DNA-DNA杂交来识别链霉菌属,诺卡氏菌和分枝杆菌属之间的遗传关系。我对此非常着迷,机缘巧合之下,我进入了他的实验室,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并开始了我的分子生物学的专业服务。
 
我博后生涯绕着两个偶然发展。第一个偶然,我认识了Ann Skalka,并转到Roche研究所展开博后工作,从事λ噬菌体复制和重组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这次经历,改变了我的整个研究方向和职业发展
 
第二个偶然,我从Roche迁移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展开第二次博士后工作,我将精力集中在λ噬菌体遗传学上。在NIH的日子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高产的时期。
 

 

 

搬到杜邦

 

1984年,我加入杜邦(DuPont CR&D),担任研究主管。杜邦为我提供了参与科学管理的许多方面的机会,并让我有自由经营一个基础研究实验室来研究疱疹病毒的装配和包膜蛋白的功能。
 
但是,在大约6年的时间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行业中,研究方向和长期战略计划可能会立即改变。1991年我加入了杜邦默克制药公司,担任高级管理层的科学顾问和高级研究员,负责在CNS研究中使用嗜神经性疱疹病毒。我希望长期研究神经侵入性疱疹病毒如何感染和在哺乳动物神经系统中传播。但公司对此不感兴趣。最终,我意识到我不适合在工业和药物发现领域进行重要研究。这一认识引导下一步行动。
 

 

 

重返学术界

 

我职业生涯的转变不是偶然,而是弄清了我真正想做什么的结果。一方面,我想遵循自己对病毒学研究的兴趣,而不受“高层管理”的指导或限制。另一方面,在行业中工作的最大力量之一就是团队合作和促进协作。在公司,根据项目需求,常常会有大幅人员调动。我对此过程不满意。我开始思考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渴望在一个聪明的人所包围的,知识多元的环境中,专注于定义和解决基本的生物学问题。
 
1993年夏天我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教授的职位,并开始了我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10月,我带着许多箱的试剂和病毒来到普林斯顿,从零开始,展开我感兴趣的研究。好在研究相对顺利,期间我一直获得NIH的持续资助,并获得了两个Javits 神经科学研究者优异奖。多年来,我的实验室中培养了31名博士后,19名研究生和至少62名本科生。
 

 

 

通过专业活动拓宽道路

 

我的导师让我铭记,成为科学家不仅仅是经营实验室,撰写论文或教授课程,更应该超越目前专注的科学领域,摆脱“封闭思维的枷锁”。他们让我明白从事专业活动,能遇到更多有趣和充满激情的科学家,使我开阔眼界。受到启发,我对病毒学和微生物学界的参与度不断增加。我曾是“病毒与细胞”戈登会议的主席和联合主席。也是美国病毒学会和美国微生物学会的前任主席。目前是Annual Reviews of Virology的创始主编,是美国微生物学会和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研究员等。
 

 

 

什么秘密?

 

常有人问我如何从生物技术的漫长职业转变到学术界。这个举动既不普遍也不容易。部分原因是我愿意冒险并遵循Yogi Berra规律:“当你来到岔路口时,抓住它!” 不要忽视偶然性!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我的雇主允许我出版,参加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言,审阅论文并在研究部门任职,从而使我能够在学术界保持活跃和知名度。通过我的研究和与公司外部的专业往来,我与许多学术病毒学家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同时我有很棒的导师,从而使我的过渡更加顺利。
 
进行职业发展时要考虑一切因素。事业上的举动似乎以你为中心,但不仅需要对你的职业有利,对你的家庭和整体生活质量也应有利。
 
我吸取的教训是,家庭幸福很重要,这是你是否幸福的关键。如果你有孩子,请注意移动,孩子们需要生活的连续性,不宜四处走动。如果您有合作伙伴,也应考虑到他们。好消息是,如果在正确的环境下进行职业发展,大多数家庭就会变得富有韧性并变得更强大。
 

 

 

总结:我对病毒学研究的贡献

 

我的职业生涯是曲折的回路,从学术界开始,然后转到NIH,再到小型生物技术和大型制药公司,然后又回到学术界。在撰写本文时,我意识到许多决定和生活选择都是偶然的。如果我可以倒带然后重新开始,那么我的走法很有可能会完全不同。
 
但是,对我来说,令我满意的是,尽管走了这么多路,走了科学行政和专业活动的历程,但由于我的学生,博士后研究员和杰出的技术人员,我始终保持高产的实验室,重点关注基本的生物学问题关于病毒学。我遇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并建立了许多持久的友谊。我已经发表了300多篇论文和书籍。我没有列出所有内容,而是按照我的NIH简介重点介绍了我的职业生涯的五个领域以及我对这些领域所做贡献的一些样本文件。我已发表的作品的完整列表可以在其中找到。
 

 

原文链接:DOI: 10.1128/JVI.016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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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Journal of Virology发表了一种新的文章类型——《人物传记》。这种新的文章类型旨在记录主要病毒学家的职业,成就和贡献,以及他们走过的职业道路。本系列的第一篇来自Journal of Virology的前主编Lynn Enquist,以及他漫长而曲折的经历。

 

JVI前主编: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有时,当我的学生和同事寻求职业建议时,我经常停下来思考自己职业道路上的变化。我如何成为现在的我有什么有用的信息与他人分享吗?
 
一方面,我们都是独特的个体,当前的环境与我经历过的环境明显不同。另一方面,从我的经验发现:不能事先准确地规划出一条职业道路。随机性,噪音以及时间和地点的要素发挥着核心作用。
 
尽管您在所选领域有能力,路径的轨迹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在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世界中成长时,您的知识库总是会不断变化。我自己的经验是,决策的时刻很少被规定,而似乎只是出现。也许最重要的教训是,大多数事情很少按计划进行。事后看来,正是这种复杂的路径和过程使我得以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早期的日子

 

我于1945年出生于科罗拉多州丹佛。我母亲是一名护士,父亲是退伍军人。我中学生物化学老师Darrell Pribyl让我对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63年,我去了南达科他州立大学。我的细菌学系主任引发了我潜在的生物学兴趣,并说服我从事细菌学专业。我在南达科他州立大学获得Woodrow Wilson国家奖学金,并顺利进入研究生院开始我的职业生涯,当时的我对未来产生极大的兴趣。

 

 

博士与博士后训练

 

我受邀参加了1966年美国微生物学会(ASM)北中央分会。在会议上,我做了10分钟的演讲。这次会议让我感到自己在一个由众多杰出的项目和科学家组成的海洋中非常渺小。我听了S. Gaylen Bradley的演讲,内容涉及利用DNA-DNA杂交来识别链霉菌属,诺卡氏菌和分枝杆菌属之间的遗传关系。我对此非常着迷,机缘巧合之下,我进入了他的实验室,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并开始了我的分子生物学的专业服务。
 
我博后生涯绕着两个偶然发展。第一个偶然,我认识了Ann Skalka,并转到Roche研究所展开博后工作,从事λ噬菌体复制和重组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这次经历,改变了我的整个研究方向和职业发展
 
第二个偶然,我从Roche迁移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展开第二次博士后工作,我将精力集中在λ噬菌体遗传学上。在NIH的日子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高产的时期。
 

 

 

搬到杜邦

 

1984年,我加入杜邦(DuPont CR&D),担任研究主管。杜邦为我提供了参与科学管理的许多方面的机会,并让我有自由经营一个基础研究实验室来研究疱疹病毒的装配和包膜蛋白的功能。
 
但是,在大约6年的时间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行业中,研究方向和长期战略计划可能会立即改变。1991年我加入了杜邦默克制药公司,担任高级管理层的科学顾问和高级研究员,负责在CNS研究中使用嗜神经性疱疹病毒。我希望长期研究神经侵入性疱疹病毒如何感染和在哺乳动物神经系统中传播。但公司对此不感兴趣。最终,我意识到我不适合在工业和药物发现领域进行重要研究。这一认识引导下一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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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夏天我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教授的职位,并开始了我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10月,我带着许多箱的试剂和病毒来到普林斯顿,从零开始,展开我感兴趣的研究。好在研究相对顺利,期间我一直获得NIH的持续资助,并获得了两个Javits 神经科学研究者优异奖。多年来,我的实验室中培养了31名博士后,19名研究生和至少62名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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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职业发展时要考虑一切因素。事业上的举动似乎以你为中心,但不仅需要对你的职业有利,对你的家庭和整体生活质量也应有利。
 
我吸取的教训是,家庭幸福很重要,这是你是否幸福的关键。如果你有孩子,请注意移动,孩子们需要生活的连续性,不宜四处走动。如果您有合作伙伴,也应考虑到他们。好消息是,如果在正确的环境下进行职业发展,大多数家庭就会变得富有韧性并变得更强大。
 

 

 

总结:我对病毒学研究的贡献

 

我的职业生涯是曲折的回路,从学术界开始,然后转到NIH,再到小型生物技术和大型制药公司,然后又回到学术界。在撰写本文时,我意识到许多决定和生活选择都是偶然的。如果我可以倒带然后重新开始,那么我的走法很有可能会完全不同。
 
但是,对我来说,令我满意的是,尽管走了这么多路,走了科学行政和专业活动的历程,但由于我的学生,博士后研究员和杰出的技术人员,我始终保持高产的实验室,重点关注基本的生物学问题关于病毒学。我遇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并建立了许多持久的友谊。我已经发表了300多篇论文和书籍。我没有列出所有内容,而是按照我的NIH简介重点介绍了我的职业生涯的五个领域以及我对这些领域所做贡献的一些样本文件。我已发表的作品的完整列表可以在其中找到。
 

 

原文链接:DOI: 10.1128/JVI.016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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