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俊奇教授:丙型肝炎筛查的经济学分析及策略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药时代):牛俊奇教授:丙型肝炎筛查的经济学分析及策略

牛俊奇教授:丙型肝炎筛查的经济学分析及策略

牛俊奇教授:丙型肝炎筛查的经济学分析及策略

丙型肝炎HCV感染引起,是慢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癌的主要病因之一,严重危害人类健康。2016年1月,第69届世界卫生大会批准了“到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的全球战略,简称“2030目标”,即到2030年,新感染的丙型肝炎患者减少80%,丙型肝炎相关死亡减少65%[1]。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丙型肝炎诊断率达到90%,治疗率达到80%[2]
目前丙型肝炎治疗已经进入直接抗病毒药物(DAA)泛基因时代,以索磷布韦/维帕他韦为代表,其在各主要基因型和基因亚型的患者中都能达到90%以上治愈率[2],疗程短,疗效确切。随着各种DAA在我国批准上市,部分药物纳入医保管理,根治丙型肝炎的成本逐步降低,我国消除丙型肝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丙型肝炎起病隐匿,病程长,大多数患者没有明显症状,因此有很多HCV携带者未被发现。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数据,2015年,全球仅19%(约1310万人)的丙型肝炎患者知道自己的病情,在确诊的丙型肝炎患者中仅有15%(约200万)接受了病毒治疗[3]。很多患者初次确诊丙型肝炎时就已经发生了肝硬化、肝癌,因此必须加强丙型肝炎筛查,早期诊断,及时治疗。
1.丙型肝炎筛查的经济学分析
对所有人进行丙型肝炎筛查耗资巨大,在没有足够医疗资源诊治所有HCV感染者的情况下,只能采取优先顺序战略,选择性地进行筛查、治疗,使有限的医疗资源充分发挥其最大效能,因此在制订筛查策略前需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2016年,加拿大Coward[4]研究发现HCV流行率高的人群通常有较高的筛查价值。该研究对静脉吸毒者、高危人群(无静脉吸毒,但可能有输血经历的人)、孕妇、囚犯、出生队列、普通人群和其他人群进行了丙型肝炎筛查的成本效益分析。结果显示,对出生队列、静脉吸毒者和高危人群的HCV筛查具有成本效益,而对囚犯、孕妇、普通人群和其他人群的筛查不具有成本效益。
事实上,囚犯中的HCV流行率通常明显高于普通人群,西班牙监狱中的HCV流行率是普通人的10~15倍[5]。囚犯是注射吸毒的主要人群,在西班牙监狱中,注射毒品者(PWID)占被监禁人员的20%~55%[6]。囚犯出狱后会通过注射吸毒传染HCV给其他人,进而加重国家的HCV负担。2019年,Dalgic教授[7]采用TapHCV模型模拟了西班牙监狱中的HCV传播、筛查、治疗情况,评估了其成本效益。结果显示,对所有囚犯(不论刑期长短)进行HCV筛查和治疗的增量成本-效益比(ICER)为13585欧元/质量调整寿命年(QALY),按照西班牙普遍接受的支付意愿(WTP)阈值:21000~30000欧元,这一策略具有很高的成本效益。预计到2050年,该筛查可以使监狱中的HCV流行率降低82%,避免10200人被感染和8300人因HCV而死亡。
母婴垂直传播是HCV传染的重要方式之一,许多孕妇选择在产检时筛查丙型肝炎。然而,孕妇的HCV流行率较低,而且目前没有任何预防措施可以显著降低HCV的母婴传播风险,也没有适用于妊娠期的治疗药物,进行丙型肝炎筛查反而会加重产妇的心理负担。但美国Tasillo等[8]的研究显示,对孕妇的丙型肝炎筛查具有成本效益,ICER为41000美元/QALY(WTP阈值为100000美元/QALY)。研究发现通过产前筛查,感染HCV孕妇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21年,新生儿感染HCV的诊断率从44%提高到92%,HCV相关病死率降低了16%。
在美国,年轻人是注射毒品的主要人群。2018年,Assoumou等[9]设想能否在15~30岁人群中进行一次性HCV筛查,以早期诊断HCV感染者。他们使用TreeAge Pro 2014开发出决策分析模型,评估了该筛查的成本效益。结果显示,只要HCV感染率>0.59%,在该人群中进行丙型肝炎筛查都具有成本效益。
除了HCV流行率外,治疗费用也是影响筛查成本效益的因素之一,早期治疗面临高价DAA,推迟治疗可能延误病情,究竟何时治疗更具有成本效益?在英国,2018年使用雷迪帕韦/索磷布韦治疗12周的费用高达38979.99英镑[10],假设2032年专利到期后仿制药以专利药物价格的16.40%进入市场。英国牛津大学Heath教授[11]利用改编的Shih等的数学模型,比较了现在使用专利药物治疗和推迟到专利到期后使用仿制药物治疗的成本效益,结果显示,不论丙型肝炎处于什么阶段,尽早治疗的成本效益更高。
在中低收入国家,如印度,仿制DAA生产成本很低,但人均收入也很低,因此也面临相同的选择。2019年Chaillon等[12]使用Markov模型评估了印度按不同纤维化分期(F2~F4或F0~F4)使用DAA治疗HCV的成本效益。假设治疗费用为900美元/人次,治愈率为90%,再感染率为1%/年。结果显示,治疗所有确诊患者的成本效益最高(ICER为1586美元/QALY)。研究还表明,扩大丙型肝炎治疗虽然短期内增加了医疗支出,但却大大减少了丙型肝炎相关的长期医疗费用,这项投资预计将在15年内被抵消。
除了HCV流行率、治疗费用,还有哪些因素影响治疗的成本效益?2018年,Cipriano等[13]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和再感染风险也是影响丙型肝炎治疗成本效益的重要因素。
理论上讲,如果条件具备(发病率高、DAA价格低,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健全等),全民筛查也具有成本效益。而且就长远来看,早期、全面的筛查成本效益往往较高。德国Krauth等[14]使用Markov队列模型,评估了全国性筛查策略的长期成本效益。结果显示,随着筛查范围的扩大,ICER逐渐增高,但全国性筛查策略仍具有成本效益。而且早筛查、早治疗可以使子孙后代免于HCV感染的风险,具有长期经济效益。
2.国外丙型肝炎筛查策略及进展
HCV在全球分布广,不同地区流行率差异大,全球80%以上的丙型肝炎患者不知道自己的病情,这些因素决定了开展丙型肝炎筛查工作的复杂性。为此,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3项建议[15],为世界各国制订丙型肝炎筛查策略提供参考。(1)建议1:加强对高危人群的筛查,主要指有HCV暴露史或高危行为史的人及怀疑有慢性病毒性肝炎的人。该建议证据等级高,适用范围广,针对性强,最为世界各国认可。(2)建议2:在普通人群中,推荐对抗-HCV血清学阳性率≥2%或≥5%的人群中的所有成年人进行HCV检测,目前全球仅日本推荐对所有人进行HCV检测。(3)建议3:在总体感染率较低的人群中对具有较高HCV感染风险的年龄段人群进行筛查。其中,基于风险的筛查是检测丙型肝炎的关键,在大多数国家都围绕高危人群展开HCV筛查。但丙型肝炎筛查是国家行动计划的一部分,具体筛查策略及行动计划应当结合当地的丙型肝炎流行病学特征及医疗资源分布情况等。
2017年,英国Hill教授根据全球新增HCV感染人数、治愈人数和HCV相关死亡人数,评估了世界各国消除丙型肝炎的进展情况。文章引入概念“净治愈”,指2016年治愈人数-HCV新感染人数+HCV相关的死亡人数。净治愈率越高代表一个国家在应对丙型肝炎疫情方面做得越好。结果显示,2017年全球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较2016年减少了0.4%。净治愈率最高的8国家依次是澳大利亚、日本、荷兰、埃及、美国、法国、西班牙和德国(除去HCV感染总人数<1000的国家)[16]
在美国,丙型肝炎是最常见的经血液传播的传染病,也是导致肝癌最常见的原因,约占肝癌发病率的50%[17]。其中以1945年-1965年出生的人(即婴儿潮一代)患病率最高,占全国的75%以上[18]。在2012年以前,美国只对高危人群进行HCV筛查[19]。然而,婴儿潮一代中的许多人并没有任何感染的高危因素,基于风险的筛查策略可能会漏掉许多HCV感染者。据美国癌症中心的研究[20]显示,婴儿潮一代的丙型肝炎筛查率仅为1.7%。2012年8月,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议对婴儿潮一代进行常规HCV筛查[21。据估计[22],该筛查将发现80.9万潜在的慢性丙型肝炎患者。但Dore博士认为美国的出生队列筛查策略可能有一些局限性[23],因为监测数据经常排除边缘人群(如无家可归者、监狱囚犯等),此外远离基于风险的筛查策略可能会间接地促进与HCV相关的歧视。但从实际情况考虑,虽然婴儿潮一代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几十年前感染的,大多数人不再从事高危活动,也不太可能传播感染,但发展为肝硬化、肝癌的风险却很高。而且大多数慢性丙型肝炎患者在患有终末期肝病或肝癌之前都是无症状的,许多婴儿潮一代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感染,因此针对婴儿潮一代的丙型肝炎检测、治疗可以有效地降低HCV相关的发病率和病死率。2016年,美国丙型肝炎净治愈率为7%[16],可见美国的丙型肝炎筛查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加拿大HCV感染情况与美国有很多相似之处。HCV感染率与美国相当,为0.64%~0.71%[24],注射吸毒也是加拿大HCV感染的最主要危险因素。加拿大长期坚持基于风险的丙型肝炎筛查策略,在美国发布对婴儿潮一代进行HCV筛查后,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和预防保健工作组(CTFPHC)对本国的HCV流行情况进行建模,评估了基于出生队列筛查在加拿大的适用性。结果显示,与美国不同,加拿大1945年-1975年之间出生人群的抗-HCV流行率最高25]。但CTFPHC强烈反对在该人群中筛查HCV[24]。原因是加拿大HCV流行率相对较低、DAA价格高,且医疗保险仅对中晚期(F2~F4)丙型肝炎患者报销。通过筛查发现的患者大多数处于HCV感染的早期阶段(F0~F1),不在医疗保险报销范围之内。对患者而言,很少有人愿意自己支付高额的费用完成抗病毒治疗,反而可能因此陷入焦虑;对国家而言,消耗大量医疗资源进行丙型肝炎筛查,却不能降低HCV流行率,显然不具有成本效益。因此,CTFPHC建议政府先与制药公司谈判降低DAA的价格。
埃及是世界上HCV流行率最高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丙型肝炎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2015年丙型肝炎的经济负担约占埃及总医疗支出的70%左右。为应对HCV带来的沉重医疗负担,2006年,埃及成立了全国病毒性肝炎控制委员会[26]。通过国家谈判使雷迪帕韦/索磷布韦(Gilead Sciences)的价格低至300美元/瓶,鼓励本地生产非专利DAA,使得治疗成本进一步降低,使用仿制索磷布韦治疗12周仅需153美元。完善基础设施,使所有患者可以在方圆50公里范围内找到医疗中心接受诊治。建立国家医疗信息网络,使全国所有医疗中心共享中央数据库,有效管理丙型肝炎患者的治疗情况。还创建了专门的在线登记系统(www.nccvh.org.eg.),以便HCV感染者在网上预约登记并被安排到附近的医疗中心进行治疗。2016年,埃及用仿制药治愈了50万人,丙型肝炎净治愈率达到了9%[16]。埃及利用低价的仿制DAA,有效调动国家医疗资源,在消除丙型肝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澳大利亚于2016年3月开始实行药物福利计划[27],免费向HCV感染者提供DAA,同时组织初级保健医生进行培训,在社区广泛宣传丙型肝炎知识,鼓励丙型肝炎患者及HCV感染高危人群到初级保健机构进行筛查、诊治,HCV治疗人数显著增加。2016年3月-2017年6月期间,估计有43360人接受DAA治疗,丙型肝炎净治愈率达到12%[16]
3.国外丙型肝炎筛查策略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3.1 丙型肝炎筛查策略的成本效益
如何合理利用现有的医疗卫生资源,制订具有成本效益的筛查策略,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3.1.1 HCV流行率HCV流行率对丙型肝炎筛查的经济效益影响最大。年龄、高危因素(输血、静脉吸毒、侵入性诊疗等)等都直接或间接与高HCV流行率相关,丙型肝炎患病率高的人群通常具有较高的筛查价值。因此需要加强对我国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HCV流行率进行研究,细化对丙型肝炎患者流行率的分层分析,寻找丙型肝炎患病率高的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筛查。
3.1.2 对再感染HCV的影响治愈的丙型肝炎患者无法获得保护性免疫,再感染HCV将会降低筛查策略的成本效益。相比较于普通人群,高危人群(如PWID和监狱中的囚犯)更容易再感染HCV,因此,必须加强对国内高危人群的筛查,降低该人群中的流行率,并加强患者教育,避免再感染。据国家禁毒委员会报告[28],我国2018年底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多达240.4万人,而实际的吸毒人数可能更多,其抗-HCV血清学阳性率高达48.67%[29],加强对PWID的筛查与管理,可以对消除丙型肝炎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监狱、戒毒所等是PWID比较聚集的地方,HCV感染率很高[30-32],因此,建议我国在监狱、戒毒所等地常规开展丙型肝炎筛查。
3.1.3 治疗成本目前,丙型肝炎的抗病毒治疗已经进入DAA时代,但由于DAA专利药物价格昂贵,费用是限制丙型肝炎治疗的主要因素。降低DAA价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1)价格谈判。通过国家与药企的价格谈判可以显著降低药价,2019年11月28日国家医保局通过竞争性价格谈判的方式成功使夏帆宁(来迪派韦索磷布韦片)、丙通沙(索磷布韦维帕他韦片)、艾尔巴韦格拉瑞韦片3种丙型肝炎治疗用药降价85%以上,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乙类,大大提高了患者抗病毒治疗的可负担性。(2)引进、生产仿制药,促进制药企业竞争。这是降低DAA价格最有效的手段,据报道[33],生产12周疗程索磷布韦片的成本仅68~136美元。长期以来,由于在我国无法获得合法、可负担的DAA,患者和医生长期面临经济和伦理上的两难境地。令人欣喜的是,2020年3月18日,国家药监局批准了凯因科技的索磷布韦片仿制药申报,自此打开了我国合法生产非专利DAA的先河,另外,南京正大天晴等3家制药企业也正在进行索磷布韦片的上市申报工作,随着更多仿制药的出现,我国DAA的价格还将大幅度下降。
3.2我国的丙型肝炎筛查策略及现状
目前我国的丙型肝炎筛查策略是基于风险和症状的,2014年国家卫生部发布的《丙型病毒性肝炎筛查及管理》[34]指出丙型肝炎筛查的人群包括3个方面:(1)HCV感染高危人群,包括静脉吸毒、共用针头(如纹身、针灸、打耳洞等)、有侵入性诊疗史、高危性行为史、HCV感染者的性伴侣或家属、HIV感染者及性伴侣、伤口直接接触HCV感染者的血液、1993年之前输过血、1996年前献过血的人;(2)准备进行特殊或侵入性医疗操作的人群,包括准备进行输血或血制品、侵入性诊疗(包括介入、内镜等)、血液透析的人群;(3)肝功能不明原因异常的人(如ALT、胆红素升高)。
在我国,医院和血站是丙型肝炎筛查的主要场所。近年来,我国对献血和输血前的丙型肝炎筛查普及度越来越高,管理越来越严格,因输血感染HCV的风险显著降低[35]。《中国病毒性肝炎防治规划(2017-2020年)》[36]提出:到2020年,我国血站丙型肝炎检测率要达到100%,对检查发现抗-HCV阳性者,要提供进一步确诊及抗病毒治疗等有关服务。但血站没有诊治丙型肝炎的能力,如何加强对抗-HCV阳性患者的管理,促进转诊治疗存在难题,目前缺乏相关研究。我国医院住院患者的丙型肝炎筛查率很高,据研究[37],我国三甲医院非肝病科室的抗-HCV筛查率高达50%以上,根据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38],我国2018年住院患者总人数为25453万人,假设按照50%的丙型肝炎筛查率计算,筛查丙型肝炎的人数约为12726.5万人。我国的HCV流行率为0.7%[39],因此,我国2018年约有89万住院患者筛查出抗-HCV血清学阳性,但目前缺乏对这一筛查人群的有效管理。另外,我国对暗娼、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孕产妇三大人群进行哨点监测[40],但部分人群担心后果而不愿意配合。另外,社区HCV传播(包括纹身、针灸、打耳洞、修脚等)涉及人群数量大,目前尚缺乏有力的监测手段。
3.3对我国目前丙型肝炎筛查的建议
我国虽然没有实施全国性丙型肝炎大筛查,但实际筛查人群数量巨大,但目前的丙型肝炎筛查结果仅用于感染控制。虽然近年来我国每年新确诊的丙型肝炎患者人数逐年增多,例如2018年新发现的丙型肝炎患者人数是2008年的2倍(219375例 vs 108446例)[41-42],但仍有很多抗-HCV血清学阳性患者没有进一步诊治,导致了筛查投入的浪费,因此需要加强对筛查后人群的管理,以提高HCV诊断率及治疗率。建议血站加强对献血筛查时发现的抗-HCV血清学阳性患者的管理,探索向医院转诊的方案,并建立档案,督促完成后续诊治过程。建议医院制订严格的管理方案和目标,成立专门部门(可由感染控制科和肝病科共同成立)加强对住院患者日常丙型肝炎筛查数据的管理,加强对非肝病相关科室医生的培训,配合肝病相关科室完成对抗-HCV血清学阳性患者的进一步诊治。
随着丙型肝炎治疗成本的下降,寻找未知的HCV感染者将是限制消除丙型肝炎最重要的因素,探索对筛查后人群的管理方案不仅高效,而且还将大大节约筛查成本,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WHO. Global health sector strategy on viral hepatitis 2016-2021[M/OL].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6. https://www.Who.int/hepatitis/strategy 2016-2021/ghss-hep/en/.

[2]Chinese Society of Hepatology and Chinese Society of Infectious Diseases,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hepatitis C(2019 Version)[J]. J Clin Hepatol, 2019, 35(12): 2670-2686. (in Chinese)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 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J].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 35(12): 2670-2686.

[3]ALTHABE F, CHOMBA E, TSHEFU AK, et al. A multifaceted intervention to improve syphilis screening and treatment in pregnant women in Kinshasa,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nd in Lusaka, Zambia: A cluster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 Lancet Glob Health, 2019, 7(5): e655-e663.

[4]COWARD S, LEGGETT L, KAPLAN GG, et al. Cost-effectiveness of screening for hepatitis C viru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conomic evaluations[J]. BMJ Open, 2016, 6(9): e011821.

[5]Prevalence of HIV and HCV infection in penitentiary institutions[EB/OL].http://www.institucionpenitenciaria.es/web/export/sites/default/datos/descargables/saludpublica/Prevalencia (2015).

[6]LLERENA S, COBO C, ALVAREZ S, et al. A program of testing and treat intended to eliminate hepatitis C in a prison: The JAILFREE-C study[J]. Hepatology, 2016, 64: 460A.

[7]DALGIC OO, SAMUR S, SPAULDING AC, et al. Improved health outcomes from hepatitis C treatment scale-up in Spain’s prisons: A cost-effectiveness study[J]. Sci Rep, 2019, 9(1): 16849.

[8]TASILLO A, EFTEKHARI YAZDI G, NOLEN S, et al. Short-term effects and long-term cost-effectiveness of universal hepatitis C testing in prenatal care[J]. Obstet Gynecol, 2019, 133(2): 289-300.

[9]ASSOUMOU SA, TASILLO A, LEFF JA, et al. Cost-effectiveness of one-time hepatitis C screening strategies among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in primary care settings[J]. Clin Infect Dis, 2018, 66(3): 376-384.

[10]HILL A, ANDREW B, MELISSA G, et al. Generic treatments for HIV, HBV, HCV, TB could be mass produced for <90 per patient[J]. J Int Aids Soc, 2017, 20: 44-45.

[11]HEATH K.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treatment timing considering the future entry of lower-cost generics for hepatitis C[J]. Clinicoecon Outcomes Res, 2018, 10: 539-550.

[12]CHAILLON A, MEHTA SR, HOENIGL M, et al. Cost-effectiveness and budgetary impact of HCV treatment with direct-acting antivirals in India including the risk of reinfection[J]. PLoS One, 2019, 14(6): e0217964.

[13]CIPRIANO LE, GOLDHABER-FIEBERT JD. Population health and cost-effectiveness implications of a “Treat All” recommendation for HCV: A review of the model-based evidence[J]. MDM Policy Pract, 2018, 3(1): 2381468318776634.

[14]KRAUTH C, ROSSOL S, ORTSTER G, et al. Elimination of hepatitis C virus in Germany: Modelling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HCV screening strategies[J]. BMC Infect Dis, 2019, 19(1): 1019.

[15]WHO. Guidelines on hepatitis B and C testing[M].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7.

[16]HILL AM, NATH S, SIMMONS B. The road to elimination of hepatitis C: Analysis of cures versus new infections in 91 countries[J]. J Virus Erad, 2017, 3(3): 117-123.

[17]RINGELHAN M, MCKEATING JA, PROTZER U. Viral hepatitis and liver cancer[J]. Philos Trans R Soc Lond B Biol Sci, 2017, 372(1732): 20160274.

[18]SMITH BD, MORGAN RL, BECKETT GA, et al.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chronic hepatitis C virus infection among persons born during 1945-1965[J]. MMWR Recomm Rep, 2012, 61(RR-4): 1-32.

[19]SMITH BD, MORGAN RL, BECKETT GA, et al. Hepatitis C virus testing of persons born during 1945-1965: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J]. Ann Intern Med, 2012, 157(11): 817-822.

[20]WARD JW. The epidemiology of chronic hepatitis C and one-time hepatitis C virus testing of persons born during 1945 to 1965 in the United States[J]. Clin Liver Dis, 2013, 17(1): 1-11.

[21]MANJELIEVSKAIA J, BROWN D, SHRIVER CD, et al. CDC screening recommendation for baby boomers and hepatitis C virus testing in the US military health system[J]. Public Health Rep, 2017, 132(5): 579-584.

[22]WARD JW. The hidden epidemic of hepatitis C virus inf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ccult transmission and burden of disease[J]. Top Antivir Med, 2013, 21(1): 15-19.

[23]GREBELY J, BILODEAU M, FELD JJ, et al. The second Canadian symposium on hepatitis C virus: A call to action[J]. Can J Gastroenterol, 2013, 27(11): 627-632.

[24]GRAD R, THOMBS BD, TONELLI M, et al. Recommendations on hepatitis C screening for adults[J]. CMAJ, 2017, 189(16): e594-e604.

[25]TRUBNIKOV M, YAN P, NJIHIA J, et al. Identifying and describing a cohort effect in the national database of reported cases of hepatitis C virus infection in Canada (1991-2010): An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J]. Cmaj Open, 2014, 2(4): e281-e287.

[26]GOMAA A, ALLAM N, ELSHARKAWY A, et al. Hepatitis C infection in Egypt: Prevalence, impact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J]. Hepat Med, 2017, 9: 17-25.

[27]RICHMOND JA, WALLACE J. Implementation of hepatitis C cure in Australia: One year on[J]. J Virus Erad, 2018, 4(2): 115-117.

[28]China 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Committee. Release of 2018 China Drug Situation Report: Overall better but still complex situation in drug control[J]. Shanghai Chem Industry, 2019, 44(7): 45. (in Chinese)

国家禁毒委员会. 2018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发布:禁毒态势总体趋好、面临形势依然复杂[J]. 上海化工, 2019, 44(7): 45.

[29]ZHUANG H. Hepatitis C infection in China: Current status and measures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M].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7. (in Chinese)

庄辉. 中国丙型肝炎感染现状及防治对策研究报告[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30]TAO LP, FU ZQ, LI ML, et al. Hepatitis C virus infection and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a drug rehabilitation center in Jiangsu Province, China[J]. Acta Univ Med Nanjing(Natural Sci), 2019, 39(10): 1464-1467, 1493. (in Chinese)

陶礼平, 符祖强, 李茂林, 等. 江苏省某戒毒所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 39(10): 1464-1467, 1493.

[31]CONG Y, WANG XG, YE L, et al. Analysis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infec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isolated drug users in Zhejiang Province[J]. Chin J Health Lab Tec, 2020, 30(2): 252-254, 257. (in Chinese)

丛迎, 王晓光, 叶灵, 等. 浙江省强制隔离戒毒人群性传播疾病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2020, 30(2): 252-254, 257.

[32]HU AY, DENG JH, DONG XY, et al. HIV and HCV infection status and influence factors among drug addicts under compulsory rehabilitation in Baoshan city of Yunnan province[J]. Chin J AIDS STD, 2019, 25(11): 1113-1116. (in Chinese)

胡安艳, 邓家欢, 董贤雅, 等. 保山市强制戒毒人员HIV和HCV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J]. 中国艾滋病性病, 2019, 25(11): 1113-1116.

[33]van de VEN N, FORTUNAK J, SIMMONS B, et al. Minimum target prices for production of direct-acting antivirals and associated diagnostics to combat hepatitis C virus[J]. Hepatology, 2015, 61(4): 1174-1182.

[34]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reening and management of viral hepatitis C [J]. Infect Dis Info, 2015, 1: 1-2. (in Chinese)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丙型病毒性肝炎筛查及管理[J]. 传染病信息, 2015, 1: 1-2.

[35] CUI MJ. A case-control study of risk factors for HCV infection [D]. Beijing: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14. (in Chinese)

崔妹娟. HCV感染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D].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4.

[36]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et al. Action plan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viral hepatitis in China(2017-2020) [J]. Chin J Viral Dis, 2018, 8(1): 1-5. (in Chinese)

国家卫生计生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等. 中国病毒性肝炎防治规划(2017-2020年)[J]. 中国病毒病杂志, 2018, 8(1): 1-5.

[37]LIU L, XU H, HU Y, et al. Hepatitis C screening in hospitals: Find the missing patients[J]. Virol J, 2019, 16(1): 47.

[38]LI R. Construction plan for national production bases of genuine medicinal materials (2018-2025) jointly issued b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 and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J]. J Tradit Chin Med Manage, 2018, 26(24): inside back cover. (in Chinese)

李芮. 三部委联合印发《全国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规划(2018-2025年)》[J]. 中医药管理杂志, 2018, 26(24): 封3.

[39]Polaris Observatory HCV Collaborators. Global prevalence and genotype distribution of hepatitis C virus infection in 2015: A modelling study[J]. Lancet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7, 2(3): 161-176.

[40]TANG Y, SUN Q, GU CH, et al. Sentinel surveillance of HIV, hepatitis C and syphilis infections[J]. J Diagn Concepts Pract, 2013, 12(3): 352-354. (in Chinese)

汤琰, 孙乔, 顾春华, 等. 哨点监测人群中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梅毒、HCV感染的检测结果分析[J].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2013, 12(3): 352-354.

[41]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Ministry of Health issued the epidemic situation of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s in 2008 and January 2009 in China[R/OL]. [2009-02-10] http://www.nhc. gov.cn/jkj/s3578/201304/c9244b1ae3ad48faa

8181b87b8caffd5.shtml. (in Chinese)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部公布2009年1月及2008年度全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R/OL]. [2009-02-10] http://www.nhc.gov.cn/jkj/s3578/201304/c9244b1ae3ad48faa818

1b87b8caffd5.shtml.

[42]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An overview of the epidemic situation of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s in China, 2018[R/OL]. [2019-04-24] http://www.nhc.gov.cn/jkj/s3578/201904/050427ff32704a5db64f4ae1f6d57c6c.

shtml. (in Chinese)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8年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R/OL]. [2019-04-24]. http://www.nhc.gov.cn/jkj/s3578/201904/050427ff32704a5db64f4ae1f6d57c6c.shtml.

引证本文
任天棋,李腊梅, 杨倩倩, 张霞, 罗利婷, 牛俊奇. 丙型肝炎筛查的经济学分析及策略[J].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20, 36(10): 2305-2309.
本文编辑:刘晓红
公众号编辑:邢翔宇
~~END~~
推荐阅读

重磅!达伯华®(利妥昔单抗注射液)在中国正式获批上市

诺奖尘埃落定,中国基因编辑的希望和未来在哪里?您感兴趣的答案都在这里!

安进心肌肌球蛋白激活剂三期临床试验结果公布,市场前景不明朗

CRISPR剪得诺奖!张锋失之交臂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诺奖得主Michael Houghton博士的故事

牛俊奇教授:丙型肝炎筛查的经济学分析及策略

牛俊奇教授:丙型肝炎筛查的经济学分析及策略点击直达,每月2万多朋友到过这里!

发布者:药时代,转载请首先联系contact@drugtimes.cn获得授权

分享本页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