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勃林格殷格翰又在张江新建了多少硬件设施。而是它把一部分“最早一公里”的决策权,放到了中国。
医药创新的话语权,从不是在后期临床试验中争夺,而是诞生在最早期的科学假设、靶点验证与管线优先级决策里。当跨国药企把Pre-PoC阶段的研发决策权放到中国,这才是产业格局真正变化的信号。
2026年8月,勃林格殷格翰官宣在上海张江设立全新研发中心。一个月后,勃林格殷格翰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苏晏宁博士(Dr. Ioannis Sapountzis)接受药时代专访。这场对话的核心不是新建多少硬件设施,而是如何将中国创新嵌入勃林格殷格翰全球研发体系的最前端。

苏晏宁博士在勃林格殷格翰中国研发中心落成仪式上讲话
苏晏宁没有绕弯:“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发展,从一个重要且充满创新活力的医疗健康市场,成长为制药企业和整个制药行业的重要创新策源地。过去几年,中国的发展令人瞩目,开始在许多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受到全球关注与赞赏。”
张江新研发中心的正式落成,标志着勃林格殷格翰在华研发布局迈入新阶段。它将进一步拓展勃林格殷格翰在华早期临床开发能力,深化外部创新合作,加速将前沿科学发现转化为惠及中国乃至全球患者的创新治疗方案。

中国创新生态的“临界点”
理解勃林格殷格翰为何此刻在张江加码,先要看它的全球研发家底。
2025年年报显示,勃林格殷格翰全球研发体系拥有超过11,600名科研人员,研发投入达到64亿欧元,占净销售额近23%;全球研发基地分布于8个国家,联动超200家外部创新合作伙伴,约一半研发与临床管线项目源于外部协作,充分体现了其开放创新(Open Innovation)的发展理念。目前,人用药品领域有超80个研发项目,其中约三分之二具“同类首创”潜力,覆盖心肾代谢疾病、炎症、肿瘤、眼科疾病和精神健康等重点治疗领域。
在这张全球网络中,中国早已不是“新兴市场”。
通过“China IN”与“China Key”,勃林格殷格翰已让中国团队参与所有关键临床研究,以及超70%早期临床研究。博优维®(那米司特)进展性肺纤维化(PPF)适应症2025年在中国率先获批,早于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成为生态能力的标志性成果。
苏晏宁说,这既体现中国创新生态的发展,也说明努力正在取得成果。但新中心要做的,是把这条参与线继续往上游推。
“我们的目标是积极推动中国参与公司全球所有Pre-PoC项目,将中国参与从临床开发后期延伸至整个价值链。”
这不是简单的“加码中国”。更准确地说,是勃林格殷格翰在重新回答一个问题:中国,能不能从全球管线的执行端,走向早期科学决策端?
新中心的新,不在楼里,而在决策链上。
新中心并非新建一个单一团队,而是把四项核心能力整合到同一平台:早期医学(Experimental Medicine)、外部创新、药物开发以及临床药理与非临床安全科学。
其中最具信号意义的,是新设立的早期医学团队。它将通过疾病机制研究、生物标志物开发以及临床概念验证研究,让中国更早参与科学决策、管线优先级排序与创新战略制定。
在跨国药企传统分工中,Pre-PoC包括靶点验证、首次人体试验及概念验证关键数据读出前的工作,通常由全球总部集中管理。让中国团队更早参与,意味着中国角色正从执行端向科学决策参与端移动。
苏晏宁把这一变化归因于中国创新生态的成熟。优秀人才、强大的临床研究能力、充满活力的生物科技企业群体,加上日趋有利的监管环境,共同构成了张江新研发中心的“地基”。
他在采访中感叹:“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发展,从一个重要且充满创新活力的医疗健康市场,成长为制药行业的重要创新策源地。”

新中心究竟新在哪里
新中心之“新”,不只在早期医学团队。外部创新能力的系统化,是另一增量。
苏晏宁表示:“新中心将加强这些能力,尤其是业务拓展与授权许可(BD&L)。我们希望扩大团队规模和工作范围,在中国发掘更多能够服务中国及全球的合作机会。”
公司外部创新团队包括BD&L及风险投资基金。BD&L关注中近期通过授权引进、化合物收购或其他交易纳入研发管线的机会;风险投资基金则对非常早期机会进行股权投资,包括创新疗法和数字健康,有时从种子阶段开始。
对于中国生物科技企业而言,新中心最直接的价值在于:能否借力推进自己的研发管线?
苏晏宁给出肯定回答。勃林格殷格翰寻找合作伙伴重视三点:一是具有差异化的科学创新,有潜力解决未被满足医疗需求并为患者带来显著改变;二是合作机会契合公司战略重点和能力;三是双方优势互补。新中心将有助于加快中国创新项目早期孵化:既可运用合作伙伴能力,也可在对方尚不具备相关能力时由勃林格殷格翰提供支持。
苏晏宁特意点出公司作为非上市家族企业的独特位置:“这个行业风险很高,需要以长远眼光看待希望实现的目标。我们的判断以科学严谨性和潜力、对患者影响及可持续价值创造为指引,而不是短期市场预期。”
这一开放创新理念,也决定中国Biotech并非边缘角色。已落地样本包括与先声药业就一款具同类首创潜力的炎症性肠病疗法合作,以及今年早些时候与再鼎医药宣布的联合用药临床开发。
新中心另一层价值,是把“中国速度”转化为可复用的临床开发能力。
今年4月,一项在研药物全球II期临床试验在中国完成全球首例患者筛选;筛选前一周,该研究全球首个研究中心刚在中国启动。这是勃林格殷格翰首个使用中国创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审评审批试点通道(30个工作日)的项目。
苏晏宁说:“我们在很短时间内接连达成两个关键里程碑,体现中国速度和中国效率带来的优势。我们希望将这些能力用于自身项目,也提供给希望与我们合作的中国伙伴。”
速度不是终点。能不能把速度沉淀为机制、复制到更多项目,才是跨国药企真正看重的能力。
同址协同,是另一重价值。
博优维®用于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IPF)和进展性肺纤维化(PPF),是同类首创口服选择性磷酸二酯酶4B(PDE4B)抑制剂。在设立新研发中心的同时,勃林格殷格翰也在推进这款药物在张江的本地化生产。
苏晏宁认为:“在张江同时布局研发与生产,为我们创造了独特的发展机遇。最大的协同在于将科学创新与产品开发、生产制造专长连接起来。这使我们能够更早应对挑战,在保持最高产品质量的同时,更早、更高效地将新药带给更多患者。”
在他看来,研产同地带来的不只是效率,更是知识交流密度、跨职能协作强度和人才资源复用。关于“在中国,为全球”,他给出已发生事实:张江生产基地目前已向许多国家出口,“我们会逐个项目评估”。

中国创新,到了重新定义价值的时候
一座研发中心是企业动作,但它折射的,是勃林格殷格翰对中国创新生态的长期判断。
谈及中国创新生态十年变化,苏晏宁表示,最突出的是成熟速度。中国已从全球创新参与者成长为重要贡献者,并在一些领域成为引领者。世界级科研人才、强大研究机构和越来越多生物科技企业正在出现。肿瘤赛道已形成全球瞩目的创新集群,小分子、双抗、ADC、CAR-T、siRNA等技术平台快速崛起,AI药物研发也形成本土力量。炎症免疫、代谢、心血管领域,本土创新同样加速。
但苏晏宁没有回避行业短板。他观察到,产业逻辑正在变化。
“过去,中国以执行速度见长,常走快速跟随或同类更优路径,以速度弥补源头创新积累的不足。如今,相关能力正越来越多地转向真正的全球同类首创机会。”
同类首创的另一面,是极高失败率。IPF领域就是例子。
苏晏宁引述行业数据称,从上一批抗纤维化治疗药物问世到博优维®获批,间隔约十年,这并非大家没有努力。这十年间,IPF领域有超过30项临床研究失败。外界容易记住一款新药上市的高光,却忽略背后大量折戟项目。
“这是制药和生物科技行业商业模式中的固有风险。为了患者,也为了应对仍存在未被满足医疗需求的疾病,我们有责任共同努力,但这是一段艰难的旅程。”
苏晏宁说:“我们希望推动同类首创的价值被更广泛地理解和认可,同时加强各方协作,让中国患者能够更早受益于这些突破性创新药物。“
这引申出更深层命题:如何让监管、支付方、资本市场理解首创药物背后巨大试错成本,建立公允的创新价值回报机制。
在苏晏宁看来,生态合作的核心是平等。很多初创Biotech手握原创发现,但缺少疾病模型、早期概念验证能力。跨国药企可以输出数十年领域积累,但不能居高临下。
他说:“生态系统这个词很贴切。我们提供大型制药企业视角,生物科技企业和风险投资机构提供不同视角。各方都不可或缺。正是这种多样性最终促成创新。我们并不是简单告诉别人应该做什么,而是通过讨论,共同找到最佳路径。”

结语
张江新研发中心,是勃林格殷格翰在华战略升级的关键举措,也是中国医药创新融入全球体系的一个注脚。
当中国团队从参与后期临床,走向参与所有Pre-PoC项目;当早期医学、外部创新、药物开发与临床药理在同一平台协同;当张江的研发与生产共同服务中国和全球患者,中国创新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
苏晏宁说:“我们希望做到‘在中国,为中国’和‘在中国,为全球’。”
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套正在落地的机制。
中国不再只是创新药的消费市场,也不只是全球管线的执行末端,而是越来越早进入科学决策、越来越深参与价值创造的创新源头。秉持“在中国,为中国,惠世界”的发展理念,勃林格殷格翰正在把张江变成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一个新支点。
下一个里程碑,或许不只是新研发中心的落成,而是更多同类首创药物在中国诞生、在中国率先获批,并最终惠及全球患者。
发布者:yian,转载请首先联系contact@drugtimes.cn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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