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原始创新的距离——包容失败

当下中国人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在知道答案的情况下优化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各行各业都有那么多fast-follow产品。国际最新的产品一出来，很快中国企业就能学会，并且以更低的成本更好的质量复制。

但我们却极其不擅长探索未知，当我们面临的是要在没有答案的情况下创造答案时，往往束手无策，这也是现在很多高科技行业“卡脖子“的地方。

工程师与科学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工程师是执行者，在已有答案的情况下落实方案，有可能做得更好，但至少不会做错。而科学家是探索者，面对的是一个黑匣子，99%的情况下都会在这个黑匣子里一无所获。职能本身决定了，这两个角色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失败率。

所以，当我们的国家从文化到政策，都对失败的容忍度极低的时候，驱动原始创新的科学家们就很难闯出来。今天想和大家以我所在的生物医药行业为例，谈谈包容失败对于原始创新的意义。

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因为科学本身，就容易失败。

以新药研发为例，一个药物的研发需要走过早期研发、临床前验证及临床开发三个阶段。

早期研发主要是进行药物设计和筛选，确定有活性的候选药物，这个筛选的数量级通常是成百上千的。

在这大浪淘沙的过程中，如果运气好发现了具有活性的候选药物，那么就可以进入临床前验证阶段。

在这个阶段，候选药物要经过细胞模型、组织模型及动物模型的千锤百炼，确定它有良好的体内活性、良好的代谢吸收性质且没有无法容忍的毒副作用。

在这个阶段我们还要持续对候选药物的工艺及剂型进行优化，确保最终能得到在一定储藏条件下稳定的药物，且生产成本可控。

无数的候选药物在这一阶段就不幸倒在路上了，或死于体内疗效不加，或死于生物利用度不高，或死于无法耐受的毒性，或死于不稳定的剂型。在这一阶段死掉的候选药物们，甚至都永远不会为公众所知。

如果有那么一个幸运儿，侥幸通过了临床前验证，那么接下来他就要面临真正的挑战了——通过临床试验，在人体验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临床开发又分三个阶段：临床一期、临床二期、临床三期。临床一期的目的是在小样本量中探索人体的合适剂量，验证安全性。临床二期的目的是在中等样本量中进一步验证安全性，初步验证有效性。临床三期的目的是在大样本量中，确证安全性和有效性。

根据FDA的历史数据，进入临床一期的药物最终获批上市的平均成功率为6%，进入临床二期成功率上升至11%，但就算过五关斩六将闯到临床三期，成功率也仅为30%。

如果是开发一个全球首创的新药，那就意味着没有任何的指导和参考，从作用机制到毒副作用，一切都是有待验证的。

失败，其实本就是这个行业的常态。

令人痛心的是，在中国的生物医药生态体系中，从顶层设计（政策），到创新源头（高校、科研院所、医院、临床机构），到资金（政府及投资机构）再到支付体系，都表现出明显的风险厌恶型特点。我们对失败的低包容度，极大地限制了我们原始创新的能力和动力。

目前，我国的高校、科研院所、医院和临床机构大多也都在做fast-follow的研究——本该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源泉，却失去了应有的动力。

究其根本，我国目前对于科研人员及机构的绩效考核及晋升评定体系大多还停留在对量的考核上。科研人员看中的是文章数量和影响因子，而不是研究的转化能力和成果。跟随国外的研究方向，做一些小的突破，就能又快又好地发表文章。

而选择全新的靶点和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就显得像在做为别人趟坑的冤大头，吃力不讨好。在这样的体系下，研究人员和机构，不愿意失败，也经不起失败。

其实包容失败的一种方式，就是提高我们对成功的奖励。如果我们改变绩效考核及晋升评定体系，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新药创制的能力放入考核标准，并根据创新程度进行阶梯评分，那么那些愿意潜心钻研新方向的科研人员，一旦获得成功，就会获得比那些做fast-follow的研究人员巨大无数倍的奖励。

科研人员也就多了一些选择——是做高风险高回报的原始创新，还是低风险低回报的fast-follow。我想，我们的体系应该给予他们这样的选择。

生物医药行业的资金主要就是两个来源，政府基金和投资机构。

近年来，国家虽然成立了多个重大专项基金，也的确成果斐然，但总体还是偏向保守。

只有保证那些经历了99%失败的人不会饿死，才有希望培育出1%的成功。比如美国设立了SBIR及STTR这样的风险喜好型、几乎是不求回报的国家基金。相比之下，我们目前比投资机构还要保守的国家基金，就显得有些本末倒置了。

再说说中国的投资机构，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比起创新价值，他们更看重的是短期回报。在生物医药行业里，美国的投资机构看中的往往是具有突破性技术的、平台型项目，他们所期待的，是颠覆一个疾病治疗指南的产品。为此他们愿意在早期入局，长期投资，陪伴企业共同成长。

而中国的投资机构，早期由于缺乏专业判断的能力，往往偏好较为成熟的项目，对于企业的期待也停留在早点上市早点退出。因此，投资机构逼着企业早早地就去港交所科创板上市，在中国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

其实上市对于医药企业来说，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二级市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风险厌恶型市场——不管你是做什么高大上的科学研究的，股民都不会容忍你的失败。而生物医药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需要长期投入的行业。许多生物技术公司，由于过早地上市，被季报和年报的压力折磨地苦不堪言。

一个持续投入十年才有一点可能成功的行业，它的收益怎么可能量化到年，量化到月呢？

当然随着国内的投资机构逐渐走向专业化，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机构愿意在企业发展的早期入局，甚至深入高校及科研院所，为好的项目匹配职业经纪人，从0开始孵化，真正开始做对创新价值的长期投资。

从风险厌恶型走向风险喜好型，是中国生物医药投资领域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因为风险，就是这个行业的本质。

由于中国商业保险发展的落后，国家医保仍然是目前中国唯一成熟的支付体系。针对医保，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写文章了（40亿的创新药，贵吗？）

目前国家医保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对待创新药也依然以生产成本定价，而不是以价值定价。在中国本土生物医药公司不断加大创新投入的当下，这样的定价体系是非常不利于可持续创新的。我们的创新程度提高，意味着我们的研发成本不断趋于国际，但我们的支付体系却给不出国际价。

什么是国际价？国际价就是包容失败的价格。创新药为什么那么贵，是因为每个创新药背后数以亿计的研发成本。

第一章节已经为大家讲述了，一个创新药最终走到上市有多难——一个药物的成功背后必然是千千万万个候选药物的失败。创新药的溢价其实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溢价，它的高额利润只是在收回过往失败的成本。如果我们的支付体系不能正确认识创新药的溢价，不愿为企业支付失败的成本，那企业拿什么去进行下一轮万里挑一的沙里淘金呢？

近期针对国家医保响起了另一种声音，认为我们目前的医保政策是鼓励创新的，是在以这样低价的方式倒逼企业做出颠覆性的、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药，并进入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实现高额溢价。这可行嘛？

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目前最大的优势仍然是成本，不管是早期研发还是临床开发，在本土进行的成本都远低于欧美。但中国创新药一旦要走进国际市场，就失去了最大的优势，我们如何与国际上的其他生物医药公司竞争？他们背靠的是风险喜好型的政策和资本市场，他们的研发失败有人买单。但我们的本土药企不仅自家爹不疼娘不爱，还要出海克服水土不服，真真是如履薄冰，一步踏错就万劫不复。难！

如果政策的制定者指望的是让国际市场来为中国的创新药掏腰包，而仅压低在中国市场的价格，这显然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是不合理的。

首先，中国的定价目前已经在影响着全球定价，发达国家也不傻，凭什么好处全让中国占了自己当冤大头？以后一个全球同价政策，就能彻底破灭中国药企的希望。其次，我们要认清一点，本身我们就和发达国家的生物医药公司并不在同台竞技，我们现在在做的是赶超他们，为此我们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需要更多的支持。

就算从控制医保预算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应该有更好的选择。比如区分原创和跟创，先上和后上，实行阶梯定价，而不是一刀切。

不给牛吃草，却要牛下奶。勤勤恳恳的老黄牛，都短命呐。

都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国产全球首创药物诞生（除了某阿兹海默症治疗药物，不提也罢）。本土生物医药公司还是扎堆在几个fast-follow热门领域，从大分子的PD-1抗体、HER2抗体偶联药物，到小分子的EGFR抑制剂、KRAS抑制剂，每个领域都是百团大战般拥挤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