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掀起保密风？中美生物医药竞争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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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森斯塔克（Janine Sengstack）确信，自己可能摸到了糖尿病与肥胖领域的下一个重大突破口。她创办的公司Junevity扫描了数百个基因，试图找出那些被抑制后能把病变细胞扭转为健康细胞的基因。

她将这一过程比作一次“生物重置”，并相信类似的思路可以应用到多种疾病上。这话口气不小，Sengstack其实很想展开来细说。但她担心，一旦竞争对手得知 Junevity所靶向的具体基因，就能快速设计出竞争性药物。

“我们疑心很重，什么都不对外透露。在办公室永远只用代号，”Sengstack说，“只有在尽职调查进入极后期，我们才可能告诉潜在制药伙伴，我们到底在研究哪个基因——前提是我们最终愿意开口。”

生物技术初创公司一向会对在研药物的某些细节守口如瓶，但在过去这一年，整个行业的保密程度已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十多位接受《Endpoints News》采访的生物技术创始人、高管、投资者及行业领袖指出，如此草木皆兵，主因正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高效的创新迭代与落地转化能力。中国药企早已证明，它们能快速对源自欧美实验室的候选疗法进行逆向工程和优化，并推出自己的版本。在多个细分赛道的研发落地效率已然赶超西方药企。

“他们拿出同类资产的速度，简直令人瞠目，”生命科学风险投资公司Sofinnova执行合伙人玛哈·拉德哈克里希南（Maha Radhakrishnan）说，“从美国的角度看，凡涉及新型疗法形态、技术平台、作用机制以及递送手段的信息，我们必须格外谨慎、高度警惕，不能轻易披露。”

受上述竞争格局影响，美国初创企业开始全面严控核心科研信息。无论是企业官方公示信息，还是行业学术会议的公开报告，其披露的研究数据均刻意规避基因、蛋白名称等关键内容，而这些信息恰恰是独立科研人员核验企业技术成果真实性与创新性的核心依据。

保密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生物技术这门生意的本质：价值往往蕴含在对生物学的发现之中，而非药物的设计搭建。资金充裕的抗衰老初创公司NewLimit就是一例。该公司相信，自己已锁定一组基因，若将其编码成mRNA药物，有望开发出能使细胞重焕活力的强大疗法。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雅各布·基梅尔（Jacob Kimmel）虽然乐于讨论这一概念，却对包括基因名称在内的细节严加看守。

“我们创造的绝大部分价值，都来自对全新生物学的发现，”Kimmel说，“我们不向合作伙伴透露，连自己的投资人也不告诉。因为说实话，如果有人想的话，几乎可以把公司的大部分价值写在一张便利贴上，传给别人看。”

一场所谓的生存威胁

科研保密并非新鲜事。长期以来，科研人员始终在权衡研究成果的披露时机与披露范围，力求最大化发挥科研成果的行业价值。药企也一贯在挑选哪些在研药物适合对外宣传、哪些早期项目仍需雪藏时精挑细选。

仿制药与迭代改良药的同质化竞争也由来已久。欧美药企长期扎堆布局具备重磅商业化潜力的同类药物靶点。过去数年，出于风险规避考量，生物医药投资机构更青睐对上市药物进行小幅优化改良的初创项目，而非深耕颠覆性技术的前沿药企。

“无论美国生物科技初创企业布局何种创新靶点，只要相关专利对外公开，中国市场便会快速推出品质更优、成本更低的跟进研发项目。”

伴随中美生物医药领域竞争持续升级，中国企业快速跟进、甚至反超美国原创研发成果的能力，进一步强化了美国行业的保密意愿。与此同时，美国数十年间支撑本土生物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的基础科研体系与科研扶持政策，正呈现大幅收缩态势。

“几乎所有人都感到，中国药企不再是普通的市场竞争者，而对美国产生生存威胁，”纽约市生命科学孵化器Cure首席执行官西玛·库马尔（Seema Kumar）表示。

上月，Cure发布中美生物医药产业竞争力对比报告。报告显示，美国在资本规模、商业化能力、高端人才储备三大核心维度仍保持领先，但原创科研的优势已大幅收窄；而中国在临床试验落地效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两大领域实现全面领跑。

“中国药企的核心优势在于研发速度、产业规模与市场灵活度。”Kumar说，“你刚觉得自己发明或发现了新东西，就能确信全球还有另外十个人也想到了。关键在于，谁能率先付诸行动？”

答案，就是中国。中国科研人员已熟练掌握规避现有专利壁垒、自主快速合成小分子药物的核心技术；在抗体药物研发领域，依托人力、实验试剂、动物模型的低成本优势，中国研发团队能够以远超美国的效率迭代优化抗体药物品类，突破了美国产业面临的高成本研发桎梏。

“如果你决心做一款 first-in-class 药物，那就不可能躲开竞争，”格博生物（GluBio）首席执行官卢刚说。这家小型初创公司在圣迭戈设有生物团队，在上海设有化学团队。“不管美国生物技术初创公司针对的是哪个靶点，在他们公布专利的那一刻，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优秀得多、价格也低得多的快速跟进项目。”

行业过往惯例是，生物科技初创企业完成大额融资后，会主动对外披露核心研发进展。但如今，多数企业在这一关键发展节点，对核心科研信息全程保密、不予披露。

Mirador Therapeutics是近年生物医药行业关注度最高、保密机制最严格的初创企业之一。这家总部位于圣迭戈的初创公司已融资6.5亿美元，依托核心团队在免疫疾病药物领域的成熟研发经验，布局多款新型治疗药物。目前，该公司已有至少三项临床试验进入落地阶段，却始终未公开药物管线、作用靶点及治疗机理。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麦肯纳（Mark McKenna）直言，中国企业的快速跟进式创新，是企业长期低调研发、隐秘布局的核心原因。

“过去三年，中国跟进式创新的快速发展态势，让我们充分意识到，长期保持研发隐秘性，能够为企业构筑极强的竞争优势。”麦肯纳今年早些时候对Endpoints这样说道。

但对于仍处于融资阶段、积极对接大型药企寻求合作的中小初创企业而言，过度保密反而会制约企业发展、得不偿失。

Moonwalk Biosciences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阿拉瓦尼斯（Alex Aravanis）正在为公司近期转向开发肥胖症RNA药物而筹集更多资金。与Junevity和NewLimit一样，他相信公司发现了一些新靶点。但Aravanis说，投资人反复叮嘱他，除非投资者或潜在制药伙伴即将敲定交易，否则不要披露靶点。

“这让与新投资者的合作洽谈和后续融资变得十分尴尬，”Aravanis说，“这实际上反而加大了合作的难度。”

容易被复制的药物

不同品类药物的复刻难度差异显著。小分子药物与抗体药物即便明确核心靶点，仍需投入大量时间与实验资源才能完成新药研发；而核糖核酸类药物研发门槛更低，仅需掌握靶点核心信息，即可快速完成逆向解析与复刻研发。

与此同时，药物靶点与基因序列无法申请专利保护，专利授权仅针对最终成型的药物产品。这意味着，深耕基因药物、依托原创生物学发现开展研发的企业，极易遭遇同业复刻与同质化跟进。

Moonwalk和Junevity都在开发基于小干扰RNA（siRNA）这一基因沉默技术的药物。这类药物本质上就是一段与所要抑制的靶基因相匹配的序列，正因如此，两家公司才死死捂住靶点名称。

“由于siRNA相当容易开发，知道靶向序列再做些优化就行。”Aravanis表示。“我非常担心，一旦靶点泄露而我们又没能拉开足够的身位，就会出现大批快速跟随者”。

siRNA领域的领军企业Alnylam，过往会主动披露临床前研发细节，如今仅在药物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时，才会公示相关靶点信息。Aravanis介绍，中国有数十家siRNA公司紧盯Alnylam等美国公司。“Alnylam这样的公司前脚刚谈论某个靶点，他们后脚就迅速跟进。”

多家大型药企，包括阿斯利康、礼来、基因泰克和诺华，近期纷纷与中国siRNA公司如Argo、石药集团和圣因生物（SanegeneBio）达成交易。其中不少公司正在围绕美国同行所追逐的热门疾病和靶点展开布局。

Endpoints联系了这些中国公司，询问其在决策药物靶点时是否会参考美国公司的管线和专利文件。Argo拒绝置评。圣因生物资本市场副总裁孟娜在邮件中表示，公司既有first-in-class项目，也有best-in-class项目。

“我们注意到，一个更广泛的行业趋势是，无论美国还是全球药企，在早期阶段对靶点和适应症命名都愈发审慎。这一点也体现在我们与基因泰克和礼来的合作中：应合作伙伴要求，相关靶点信息保持保密。”孟娜补充道。

NewLimit的技术路径与上述企业有所差异，其核心是通过信使核糖核酸技术导入优质基因、激活细胞再生，而非抑制有害基因。Kimmel说，一旦其他公司知晓他们所专注的基因名称，开发出竞争药物将“相当直截了当”。

Kimmel结合过往小分子药物研发经验对比分析：“以往研发小分子药物，我们会公开靶点信息，但严格保密药物结构，因为结构设计是核心创新壁垒。而在基因药物赛道，研发难度与保密重点完全颠倒，核心壁垒变为靶点基因信息。”

在此背景下，部分企业主动布局高技术壁垒、难以复刻的药物靶点，即便靶点信息公开，同业也无法快速跟进研发。南旧金山初创公司Xaira Therapeutics已筹资逾10亿美元，专注于人工智能赋能抗体药物研发，主攻传统抗体技术无法突破的疑难靶点。

“如果你有一个能用常规手段搞定的可成药靶点，那全世界就会有20家公司扑上去，其中15家在中国，”Xaira首席执行官马克·特西埃-拉维涅（Marc Tessier-Lavigne）说。

尽管Xaira声称已具备高技术壁垒，但公司仍未对外公开具体研发病种与核心靶点。不过，终有一天，Xaira必须通过专利公示药物候选方案。

“一旦专利信息公示，所有药企都会面临同一个难题：同业会快速抓取核心信息、跟进迭代研发。”Lavigne说，“你拿什么来保护自己？”

失衡的行业竞争格局

专利制度本是保护技术创新、维护研发权益的核心机制，如今却成为困扰美国药企的主要行业难题。

美药企高管普遍认为，源于中国的市场竞争，彻底重塑了本土企业的专利申报策略。目前行业形成两种主流应对方式：一是大幅延后专利申报周期，二是先提交临时专利申请，在公示截止前撤回并重新申报，规避信息提前外泄风险。Lavigne表示：“我们在统筹布局全线研发项目时，会重点考量这一竞争因素。”

生物技术创新组织（BIO）首席执行官约翰·克劳利（John Crowley）认为，专利改革是关键。他提议，专利可在提交三至五年后再公布，而不是现行的18个月；美国也可恢复“先发明制”，取代目前的“先申请制”。“或许，我们还可借鉴国防领域的涉密机制，对核心专利进行脱敏处理或涉密保护。” Crowley说。

Crowley强调：“专利制度改革是平衡中美生物医药竞争格局、重塑行业公平竞争环境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除了正当的市场化竞争，美国行业还滋生出对商业窃密风险的担忧。Crowley透露，联邦调查局（FBI）在圣地亚哥举办的生物技术创新组织年度大会上，向理事会通报了涉华商业窃密风险，核心警示为行业需提高警惕、严守核心科研机密。

“部分机构看似是正规的投资主体或商业合作方，实则意在窃取核心科研信息，用于本土同业竞争，这是性质极其恶劣的高端商业窃密行为。”Crowley指出。

不过，截至目前，暂无公开确凿的证据证实相关商业窃密行为。同时，美国行业对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评价普遍片面固化、缺乏客观性。深耕中美临床研究服务市场的Novotech 首席医学官朱迪丝·吴-卡欣（Judith Ng-Cashin）表示，美国行业对中国市场存在诸多认知偏差，过度夸大了中国药物研发的速度与成本优势，同时固守“中国企业窃取美国创新成果”的陈旧偏见。

“行业部分舆论过于偏激。”Ng-Cashin说，“作为美国人，我可以客观直言，美国行业普遍存在自我优越的固有认知，默认自身的研发速度、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均全球最优。”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过往确实存在短板，但目前已实现大幅完善与升级。当下美国的诸多负面论调，更多是地缘政治环境下的舆论甩锅，也是美国生物科技企业转嫁自身竞争压力的借口。”Ng-Cashi补充道。